通胀的政治与货币推手（2）

　　土地寡头曾力图把阿根廷的经济建立在对英语国家（这些国家在大萧条时期曾遭受了重创）的农业出口上。大规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无定所，这导致城市工人阶级人口过多，产生比例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开阿根廷军事政变先河，随后军事对于政治反复不断的干预，为裴隆统治下新兴的准法西斯政治铺平了道路。表面上看，裴隆为人民提供了高额的薪水，为工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为阿根廷的实业家们提供了保护性关税。而1955~1966年间，裴隆曾企图倚仗货币贬值来调和农业和工业的利益。1966年，另一场军事政变之后仍未能兑现原先的许诺，技术现代化的变革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货币再度贬值。1973年，裴隆再次当选阿根廷总统，恰巧世界通货膨胀来袭，这一次阿根廷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飙升至444%。又一场军事政变让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数以千计的人被蛮横拘押或者“失踪”。从经济层面上讲，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让阿根廷背负了快速增长的外债，截至1984年，外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尽管这还不到20世纪初阿根廷债务顶峰时期水平的一半）。同样的，在通货膨胀危机下，战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内部有镇压颠覆分子的“肮脏战争”，外部有与英国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夺战，但都没能借通货膨胀的手扫清阿根廷的外债。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包括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军事首脑、利益集团的发起者和工会，当然也包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简单说来，他们中间没有谁能够避免价格的波动。投资者尝到了亏空和货币贬值的滋味，体力劳动者也习惯了工资的起伏波动。从国内融资向国外融资的逐渐转型，意味着债券的“外流”。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货币保值的种种计划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短片故事《小径交叉的花园》中，他虚构了一位中国作家崔朋的杰作：

　　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会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而在崔朋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未来……在崔朋的作品中，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会出现，每一结点既是一个选择的结局，又是另一选择的起点。崔朋不相信时间的一致和绝对，他相信时间是无限连续的，相信时间是一张正在扩展、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网。

　　对于阿根廷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这种思维方式很恰当。贝纳尔多曾试图重新制定还债期限；凯恩斯提倡管理；而胡安-索洛期望对货币进行改革，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但没有谁能够引领利益集团顺着自己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公共财政支出持续高于税收，对工资和价格进行控制也没能盛行，短暂的价格稳定后通货膨胀又重整旗鼓。1989年，各条岔路在遭受了不幸后最终重新汇合在了一起：那是东欧的幸福年代，却是阿根廷的可怕年代。

　　1989年2月，阿根廷经历着历史上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力系统努力维持着运作，人们也慢慢习惯了长达5个小时的停电。为了避免汇率下降，银行和外汇交易所被迫关门停业，因为政府力图阻止汇率崩盘。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阿根廷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了140%。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冻结了对阿根廷的贷款业务，并表示阿根廷政府已经丧失了处理公共部门赤字的能力。私营部门的贷款者也没了热情。在通货膨胀势必横扫债券市场的趋势下，投资者也都避免购买债券。

本文摘自《货币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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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欧洲大陆流通的古罗马银币，到成为第一批银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贷者；从五千年前流通的泥版“货币”，到今天银行外汇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金融常常是背后的推手。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什么能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赚一笔？文艺复兴的深层推动力是什么？中国和美国如何开始成为共同体？本书告诉我们，每个历史故事背后都有一条金融线索。透过弗格森的专业视角，许多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被赋予新的意义，更清晰地成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金融的发展进程则构成一切历史背后最为本质的故事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融这个虚拟市场？又怎样整顿自我，重新出发？本书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今日的世界，无疑，它将是当前我们处在历史分歧点，站在人类文明一路走来的位置时，为我们提供的一部有用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