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地位上升？改革终结？（3）

　　不过此类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为导向的比例过高，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由于中国的出口在这一年大幅下滑，这些企业的增长率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出现明显下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随着中国出口在2010年猛增30%以上，并且出口额打破此前2008年的纪录，外资企业的增长率也强烈反弹至14.5%，超过了国有企业。2009和2010年，私营企业的表现位列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首，增长率分别为18.7%和20%。不同混合所有制（包括集体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企业的成绩也超过国有企业，但超出值比私营企业小。

　　在出口领域，国有企业仍然辉煌难续，而私营企业风采依旧。在1995年，国有企业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不低于2/3。到2008年，它们的比重跌至18%，并且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继续下跌，2010年为14%。起初是外资企业填补了国有企业出口能力减弱而让出的大部分空间。但它们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高峰，从这一年到2010年年末，私营企业的出口比重增长了1倍，达到30%。2009~2010年，私营企业第一次成为中国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最后，我们可以考察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资产增值的对比情况。危机爆发前两年，私营企业资产平均增值率为37%，是国有企业18%的平均增值率的2倍。经济刺激计划执行期间，私营企业资产增值率与国有企业的比值跌至1.5∶1。因此，对于我们讨论的4个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存在证据表明国有企业从刺激计划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私营企业。我们应该记住两条忠告：第一，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结果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刺激计划执行期间得到实质性增加，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有企业，但制造业和服务业私营企业加大投资的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害；第二，这项刺激计划并非绝对有利于国有企业扩张资产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刺激计划只是一定程度上使私营企业的资产增值能力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快。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绝非完美，可是中国政治体系的确做出了快速理性的连续反应，创造出强劲的增长动力，成功带领中国度过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银行为刺激计划提供的资金主要来自大量新增贷款。这蕴含着通货膨胀上升的风险，这样的风险在推行刺激计划的第二年年末开始转化为现实。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执行2009年中期开始的逐步紧缩措施，到2011年中期广义货币增长率下降到与高速增长和温和通胀同步的程度。2009~2010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加速升温，金融杠杆持续放大，尽管政府成功地控制了这种形势，但没有遏制住房地产过度投资，这也许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宏观风险，第三章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刺激计划没有导致制造业出现大规模过剩产能，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2010~2011年工业产品价格下滑。2009年个人消费出人意料地强劲，但随后的2010年差强人意，这给批评人士提供了“子弹”。虽然担忧地方投资公司的债务规模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此类债务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带来长期的正面经济效益。要为这些债务和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成功融资，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发展长期债券市场，还有可能需要建立某种明确的机制，以便为偿还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债务提供利息补贴。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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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之后，批评中国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怀疑，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加深了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并阻碍国内消费的增长。还有人怀疑，金融危机之后，诸如中国这样的低消费、高储蓄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时宜？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可能不够强劲，出口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归宿将是走向衰退。
　　但作者认为，中国针对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不仅手段多样，而且经过精心策划。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将使中国变得极其脆弱。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令人吃惊，使中国成为最早开始从世界经济衰退中复苏的全球重要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