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经济剧变（1）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社会和经济发生之前，商学院向分析能力的转移和专科化倾向的增强一直没有收到挑战。人权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趋势的形成，在这种趋势中，传统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受到了质疑，进而在学生中引发了这对越战、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以及大型军工企业之类问题的抗议运动。水门事件引发了一场极为严峻的对政府的信仰危机，大型综合企业LTV集团所发生的金融欺诈行为最终导致了该集团的破产，同时也大大玷污了私有企业的形象。美国经济本身经历着影响深远的变革。战后不断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使得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无法解释清楚为何会发生滞胀现象。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随风飘散，这一趋势一直持续直到八十年代。卡特总统在1979年7月15日发表的“萎靡”演讲折射出了全体美国人的心态，他说：“我们正在面临一场道德和精神的危机。”

　　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努力希望能够找到国家遭遇到这一不幸的根源和出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竭力劝说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市场，反对凯恩斯关于用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政府指责欧佩克石油组织不仅造成了石油短缺，而且还带来了不断蔓延的通货膨胀。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进行的有关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质》一书揭示出管理活动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质。在明茨伯格看来，所谓的白领，跟泰勒笔下使用铲子的工人一样，都是其时代的奴隶，异化于工作之中，被上级赋予的任务掌控。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内西在题为“加强管理规避经济衰退”一文中认为，管理学教育罪魁祸首是，一味地强调管理学是一门科学最终产生“一个错误而又浅薄的观念，使得专业的管理者，其实是‘假专业人士’，错误地以为自己冒冒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过推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利用投资组合概念和市场驱动策略这几招就能够成功地经营好该公司。”

　　公司高管们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群松松垮垮、尽惹麻烦的人，压根没有能力管理好公司。随着股东价值和短期财务结果成了公司业绩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驱动哲学充斥着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经济学家对商学院的影响逐渐增强，代理理论主导了MBA课程。根据代理理论，管理者被视为股东的代理人，同时管理者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往往与股东的价值观有冲突。

　　有效地调和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的秘诀在于根据股票价值的提高来奖励和回报管理者。永股票期权和激励的有效利用可以确保管理者在保证自身的收益之时也尽力为股东利益服务。正如库拉纳所指出的那样，代理理论造就了一批新的管理者，他们“不再是公司及其价值的受委托者或者监护人。相反，他们只是被雇佣的人、是一批自由的代理人而已，对任何集体利益或者准则都不承担永久责任，站到专业人士的对立面去了。”

　　管理者对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诚感；相反，他们视自己的工作为由市场驱使的完全的交换行为，不带有任何感情成分，不包含任何人的关系。借用德鲁克的话说，公司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你得带着自己的大砍刀来。”公司裁员、精简、重组，不管你喜欢使用哪种说法，美国企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进行的大规模的人员重组风潮特别强化了代理理论所倡导的工作理念，即把工作的性质看成是短期的，在工作场合不存在任何关系和社群。各种类型的雇员在同一个巨大的劳工市场上竞争，而“曾经希望像金字塔一样基业长青的公司……更像随建随拆的帐篷。”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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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