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面临的挑战（1）

　　可惜的是，商学院对目的感的更新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众多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又变成了早先的大杂烩，“不再统一，只靠将管理学当作一种特定的学习科目的想法勉强支撑。”尽管如此，随着美国社会中企业不断扩张，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者方兴未艾。在战争期间，政府和商业组织社团主义的合作模式，该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占主导地位。珍珠港事件使得美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和早期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一样，主要负责督促武器制造。该委员会的领导者包括西尔斯百货公司当时的主管唐-纳尔逊和一批同意无偿为政府工作的“一美元年薪一族”。该委员会极大地影响了公司高管们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针对公众开展的市场营销活动努力推广勤俭节约的理念，各种广告技巧都被用来灌输军人的品牌忠诚度。随着私有企业为支持战争而大规模地生产武器装备，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管理培训回报颇丰。

　　战后，公司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原先制造飞机和坦克的工厂如今需要转而生产人们愿意购买——而且是大量购买——的产品，否则的话就只能让机器闲置。在很多情况下，公司都进行多元化经营，以便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产设施。通用电器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挺进了家用电器领域，杜邦则积极开展研发活动，以期尽快用别的产品替代原先的炸药业务。随着公司不断多元化，其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按照业务条块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管理这些新兴事业。

　　虽然这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二战之后，美国私有部门(指企业)的大规模扩张急需更多受过培训的专业管理人才，靠他们来帮助运作新近重组的公司以及在诸如消费者信用之类新兴行业里产生的的众多新公司。1944年推出的军人安置法案为大多数美国白人男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全国各大院校一下子涌进了大量新生。而这些新生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学习商科。

　　对训练有素的管理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供给使得商学院走到了聚光灯下，而且正如三十年代所发生过的那样，有关质量和使命之类质疑再次出现了。尽管商学院在大萧条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商学院在学术上仍然缺乏可信度。其他科系的大学教授总是认为商业系或者商学院不过是一个提供职业培训的场所；他们普遍认为商科课程在学术上缺乏严谨度，商科教授们所进行的研究最多也只能被看作是二流的而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这两个研究机构曾经对美国的管理课程进行过研究，并公布了其研究结果。两个基金会都从资金上大力支持学术研究，因而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9年，福特和卡内基基金会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调研报告；福特基金会名为“商业方面的高等教育”的报告使大部分公众都对它感兴趣。福特报告的论调和内容彻底击垮了商学院社区的形象和自信。这两项研究都认为，美国的商科教育缺乏整体性的课程，未能给学生灌输任何专业感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深受学术内容和质量双重匮乏之害。报告指出，管理学课程应该反映这样的一种认知：管理学是一门关于诸多方法论的科学，这些方法论都能够进行系统的传授。福特的报告认为，商科教育应该仿照现代的研究型大学，因而商学院教授需要进行最先进的学术研究以确保学生掌握管理科学的最新动态。

　　

本文摘自《失落的管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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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
　　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