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的经济哲学研究：中国诺奖之摇篮

　　农业哲学的裂变其意义正在于：中国改革30年的理论成果，最基础、最重大的创新发生在农村工作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上。未来20年，中国进入一个初步的现代化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动力仍然来自以“三农”问题解决为基础的国家变革。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三段论是：一是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二是邓小平包产到户时的农村；三是新农村时代。

　　新农村战略是一个宏大的构想，它与城镇化、小康社会的目标多有重合之处。作为一个21世纪话题，它也许将为中国提供一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1993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农村实际上一直在主流话语的边际。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新理论与新战略构想前，口号并不能改变现实。这也正是90年代末期的农村工作理论体系仍未能走出邓小平1978～1982年构思的图景。

　　1993年之后，中国的注意力在市场、价格、东部、制造业、上海、金融业等关键词上着墨很多，学术界的旧话语也不曾得到改造。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学界对于农村研究开始陆续出新东西。尤其是林毅夫当时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系统地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一些学术上的支撑。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时比较系统地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尝试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他的论文和另外一位中国学者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是这方面研究的经典学术文献。虽然当时他和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农业学说声音比较小，但林在高层问策和重要国际论坛上已经把这些东西表达了出来。

　　2000年左右提出的小康社会、后来的新农村理论、再到2010年前后中国明确的城镇化战略，基本上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勾画了一个理论背景。不管是谁去实践这一目标，中国的新农村战略获得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持，这种经济理论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之变化，比如农村人口制度与社保制度、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创新（不光是流转制度）、农民工与城镇化综合研究、农村文化与传统文化、农村税制与教育制度等。

　　未来10～20年，中国急需一套成熟的新理论回答上述问题。

　　这20年，也是中国从一个大国向强国的过渡。时势造英雄，学术上亦如此。放在全球的政治与经济视野中，如果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够得到成功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胜利，这类对人类农业领域的研究必将吸引西方的关注。从这一点来说，未来可能有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中国的农村理论研究者中产生。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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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