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全球化小农（2）

　　亚洲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高油价扭曲下的一个恐慌的演练，它一度使决策者想重新回到土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给粮食的借口。但是，人类历史上治理饥荒的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流动的农产品交易、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在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论怎么说，“多哈回合”都是建立一个粮食全球化的合法话语基础的必经之路。这是没有受到粮食危机的中国决策者要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

　　近现代重农主义的理论源流表明，特定时期的重农主义在大陆国家的盛行机率远远高于海洋国家，在集中权力国家的盛行率高于于民主权力结构的国家。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多哈回合”中对于曼德尔森的批评，在法国的农民中和持有重农主义思想的法国学界得到了加分。

　　但萨科奇的举动又能说明什么？法国人的自耕农思想是波尔多、勃艮第、罗纳河谷地区的岩砾地种葡萄者的心理，但是，这种神仙般的自耕农理想难道不是伦敦的葡萄酒交易所制造的吗？没有伦敦的期货交易，怎有波尔多的艺术化生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写了一章叫《论奖金》，评论一个国家对于出口农产品与工业品的补助。用斯密的观点来论证萨科奇在“多哈回合”后的谈话很合适，这一切正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根源。

　　亚当-斯密说：“理论与实践证明，在大国的各省之间自由贸易，不仅是缓解粮食短缺的好办法，也是防止饥荒的最好办法；大陆内各国之间的自由进出口贸易，也是缓解粮食短缺和防止饥荒的最好方法……”他还说：“许多国家限制农作物出口的荒谬法律，常常加重了不可避免的粮食短缺的不幸，最终发展成可怕的饥荒。”斯密在随后的重农主义的一章中，批评了那些保守农业观意识形态的法国人。

　　斯密去世一百多年后的2008年，历史好像又一次在多哈重新上演。

　　在中国加入WTO时朱镕基政府对农业有一次质的开放，这种在当时有一定政府压力的举动，今天回头来看，这样的开放胸怀虽然会受到保守主义的长期诟病，但从长远来说有助于这个国家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农业市场，并勇敢而没有思想包袱地面向了全球农产品市场。当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在总结历史时都佩服中国的开放使这个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农业开始步入结构性转型的年代。农业的全球化对于中国东南西北的农民来说，是在一个更合理的范围内给他们的生产与劳动力重新定价，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沿海出口企业给中国农民的劳动力第一次定价一样。作为小生产者，他们以村落为信息传播单位，以原产地的农产品特点为生产指向，机动快速地调整每一年的生产品种，尽最大可能地去获利。

　　一个国家的几亿农民以这样智慧灵活的方式，学习商品定价和流通知识，这是全球化的第一课。做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小农，对中国不但是一个好的商业理想，更是一个好的文化理想。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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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