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奇才or危机推手？（9）
首付款要求是最先被放开的。按照惯例，银行应该要求借款人先支付相当于房产价格20%的款项，为抵押贷款提供保障，但在1992年法案鼓励下，房利美和房地美所购抵押贷款的首付却只有贷款总额的5%甚至更少，全然不顾这些贷款会带来过高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借款人在住宅上投入的钱越多，或者到手的产权越多，就越不会在他们的抵押贷款上违约。
有1992年法案为更低的首付款保驾护航，房利美和房地美突然性情大变，更倾向于从银行购买高风险贷款。如果那些贷款能够帮助两家公司实现经济适用房目标，那就是皆大欢喜了。
尽管约翰逊和他的手下明知这种贷款的风险过高，但他们也认识到，完成经济适用房目标可以为房利美的成长计划披上一件超大的政治外衣。举例来说，如果公司想进入抵押贷款保险这种更有利可图的新的商业领域，那么它就可以不断重申：没有新的业务链，就没办法完成住房目标。
亲眼见证当年立法程序的一位产业要员回忆说：“经济适用房是他们为了保住福利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
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在这次立法程序中参与了意见，但是房利美的做法要激进得多。房地美的首席执行官利兰-布伦德赛尔的旧同事说他不是一个政客，而且跟约翰逊不同，他在国会大厦里没有朋友。“利兰没有将那些人收为己用，”房利美的一位前任执行官说，“他可能在各方各面安排了一些议员说客，但是有所不同，因为利兰是从这些说客那里得到方向指引，而约翰逊则是给他的说客指引方向。”
当内阁开始草拟这两家政府特许机构的监管法案的时候，房利美就在现场，对负责这项事务的官员指手画脚。而且当法案移交至美国国会的时候，房利美动用了耗费数年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以确保该项《安全和健全法》不会对公司的扩张计划造成威胁。
依照有关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会任命的法规，总裁有权为各自的公司挑选五位董事。约翰逊从中看到了利用职权的机会。房利美雇用了一批议员说客，并不断挖掘以政治目的挑选进来的几位董事的作用，帮助公司对国会施加影响。房利美甚至买通议员说客，让他们保证绝不会提出不利于公司的建议。
房利美的一位前任高级执行官说，约翰逊通过捐出550万美元成立美国无铅住房计划中心等一系列类似的精明步骤，将政治权力和平民支持结合起来，让他能够与编写这部涉及为房利美创立新监管者的法案的人员密切互动。
例如在1992年9月，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冈萨雷斯居然在讨论即将开始之际将新的监管法案从众议院议程撤走。冈萨雷斯这么做是“为了让房利美有更多的时间修改法案内容”，一位幕僚对《纽约时报》说。其中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就是有关资本要求的内容。约翰逊认为就文字来看，这部法案给了监管者太多自行决定类似要求的权力，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警告。
约翰逊成了一只拦路虎。
这位执行官的横加干涉意味着房利美打破了公平规则，并且能够从头至尾操控讨论内容，乔纳森-G.S.科佩尔，曾经在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任职，现在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这部法案处处都在为政府特许机构淡化或雾化目标埋伏笔”。科佩尔在2003年一本名为《准政府政治》的书里写道：“房利美能够左右针对它的监管法规。政府特许机构可以反过来控制它们的控制者。”
既然房利美能以关键设计师的身份亲自参与立法工作，那也就难怪它能够从这部法案中汲取大量好处。较低的资本要求是房利美最大的一个战利品，因为为它设定的标准比其他出借人要低得多—银行需要10%，而房利美只需要2.5%。这点资金能够发挥的缓冲作用简直是杯水车薪，而约翰逊却狡辩说它合情合理，理由是房利美发生过的抵押贷款亏损与其他出借人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其他银行所持有资产的风险更高。
但是既然国会指派了低收入保障性住房的新任务，那么房利美几乎不可能再重蹈过去亏损的覆辙。此时的房利美正全身心地投入高风险贷款的新世界，那对约翰逊本人、他自己的支票簿和他在国会的保护伞来说都有利无弊。微不足道的资本要求会让房利美在亏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所以受伤的总是纳税人。
《鲁莽濒危(野心贪婪与私欲如何引致经济末日)》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财经记者格莱金-摩根森和从事金融顾问工作的约书亚-罗斯纳，以调查而得的第一手资料为理据，以200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为描写对象，以房利美公司作为一个叙述主体，将引致这场惨烈败局的零星因素串联起来，对整个金融危机的变化过程做了全面的梳理，揭示出导致经济危机的潜在根源。本书还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是大胆地逐步指出了那些因为鲁莽行事加剧经济危机的管理者们的失误；二是透彻地将此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全方位探析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在《鲁莽濒危》这本书里，格莱金-摩根森揭示了本应保护国家免受金融系统危害的监管者们，如何在实际操作中与被监管者们沆瀣一气，并最终摧毁了整个美国经济。
有1992年法案为更低的首付款保驾护航，房利美和房地美突然性情大变，更倾向于从银行购买高风险贷款。如果那些贷款能够帮助两家公司实现经济适用房目标，那就是皆大欢喜了。
尽管约翰逊和他的手下明知这种贷款的风险过高，但他们也认识到，完成经济适用房目标可以为房利美的成长计划披上一件超大的政治外衣。举例来说，如果公司想进入抵押贷款保险这种更有利可图的新的商业领域，那么它就可以不断重申：没有新的业务链，就没办法完成住房目标。
亲眼见证当年立法程序的一位产业要员回忆说：“经济适用房是他们为了保住福利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
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在这次立法程序中参与了意见，但是房利美的做法要激进得多。房地美的首席执行官利兰-布伦德赛尔的旧同事说他不是一个政客，而且跟约翰逊不同，他在国会大厦里没有朋友。“利兰没有将那些人收为己用，”房利美的一位前任执行官说，“他可能在各方各面安排了一些议员说客，但是有所不同，因为利兰是从这些说客那里得到方向指引，而约翰逊则是给他的说客指引方向。”
当内阁开始草拟这两家政府特许机构的监管法案的时候，房利美就在现场，对负责这项事务的官员指手画脚。而且当法案移交至美国国会的时候，房利美动用了耗费数年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以确保该项《安全和健全法》不会对公司的扩张计划造成威胁。
依照有关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会任命的法规，总裁有权为各自的公司挑选五位董事。约翰逊从中看到了利用职权的机会。房利美雇用了一批议员说客，并不断挖掘以政治目的挑选进来的几位董事的作用，帮助公司对国会施加影响。房利美甚至买通议员说客，让他们保证绝不会提出不利于公司的建议。
房利美的一位前任高级执行官说，约翰逊通过捐出550万美元成立美国无铅住房计划中心等一系列类似的精明步骤，将政治权力和平民支持结合起来，让他能够与编写这部涉及为房利美创立新监管者的法案的人员密切互动。
例如在1992年9月，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冈萨雷斯居然在讨论即将开始之际将新的监管法案从众议院议程撤走。冈萨雷斯这么做是“为了让房利美有更多的时间修改法案内容”，一位幕僚对《纽约时报》说。其中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就是有关资本要求的内容。约翰逊认为就文字来看，这部法案给了监管者太多自行决定类似要求的权力，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警告。
约翰逊成了一只拦路虎。
这位执行官的横加干涉意味着房利美打破了公平规则，并且能够从头至尾操控讨论内容，乔纳森-G.S.科佩尔，曾经在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任职，现在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这部法案处处都在为政府特许机构淡化或雾化目标埋伏笔”。科佩尔在2003年一本名为《准政府政治》的书里写道：“房利美能够左右针对它的监管法规。政府特许机构可以反过来控制它们的控制者。”
既然房利美能以关键设计师的身份亲自参与立法工作，那也就难怪它能够从这部法案中汲取大量好处。较低的资本要求是房利美最大的一个战利品，因为为它设定的标准比其他出借人要低得多—银行需要10%，而房利美只需要2.5%。这点资金能够发挥的缓冲作用简直是杯水车薪，而约翰逊却狡辩说它合情合理，理由是房利美发生过的抵押贷款亏损与其他出借人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其他银行所持有资产的风险更高。
但是既然国会指派了低收入保障性住房的新任务，那么房利美几乎不可能再重蹈过去亏损的覆辙。此时的房利美正全身心地投入高风险贷款的新世界，那对约翰逊本人、他自己的支票簿和他在国会的保护伞来说都有利无弊。微不足道的资本要求会让房利美在亏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所以受伤的总是纳税人。
本文摘自《鲁莽濒危》
《鲁莽濒危(野心贪婪与私欲如何引致经济末日)》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财经记者格莱金-摩根森和从事金融顾问工作的约书亚-罗斯纳，以调查而得的第一手资料为理据，以200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为描写对象，以房利美公司作为一个叙述主体，将引致这场惨烈败局的零星因素串联起来，对整个金融危机的变化过程做了全面的梳理，揭示出导致经济危机的潜在根源。本书还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是大胆地逐步指出了那些因为鲁莽行事加剧经济危机的管理者们的失误；二是透彻地将此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全方位探析导致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在《鲁莽濒危》这本书里，格莱金-摩根森揭示了本应保护国家免受金融系统危害的监管者们，如何在实际操作中与被监管者们沆瀣一气，并最终摧毁了整个美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