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斯特到非洲（6）
我接受了父亲的劝告，留在了校队，几周之后我们这只队伍也升入了甲级。1965年，南非从全国的大学里选拔球员，组队与阿根廷队打对抗赛，我被选中了，我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一流比赛的滋味。
同年，我大学毕业，先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埃德加连锁店的一个分店做实习经理，干了六个月，之后，赞比亚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我发出了邀请。老板叫莫里斯-戈什，立陶宛人，犹太血统，是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时逃到非洲来的。他当时很惨，有一段路甚至是赤着脚步行。他跑到了赞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基特韦，白手起家创建了一番工商伟业。他曾当过基特韦的市长，这事儿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连我和他探讨公司是否应该与其周围的社区保持密切关系这类商业问题时也不例外。我和戈什的女儿蕾娜在大学里是恋人，这是我人生早期最纯洁的爱情，但后来我们分手了，因为她的哥哥娶了一个基督徒，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犹太医生。蕾娜的哥哥伯纳德在梅奥诊所工作，是世界上顶尖的心血管医生之一，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其实最早要雇佣我的人就是戈什先生，但考虑到我和蕾娜是恋人不方便，所以我拒绝了。可现在没了障碍，不可能再发生什么冲突。
赞比亚独立两年之后，我回到了故乡。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是肯尼斯-卡翁达，他既是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领导了非暴力的独立运动，但从不仇视具体的白人个人，不过他也炸过铁路和电厂，也造成过破坏。
卡翁达为不在种族问题上搞极端做法尽了很大的努力，他关心的是人。1959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地理老师就把他请到过我在卢萨卡上学的学校，当时他刚从监狱里出来，我们还一起吃了午餐。我本以为他应该脾气火爆，是个闹事的人。但这个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我记得我问他：“你干吗不对我们发火？是我们白人把你关进牢房的。”我不记得他的原话是怎么回答的，但基本意思是我们白人犯了错误，正义在他那一方，所以他大可不必为此发火。他说如果他在意关押他的白人对他的虐待，他早就会放弃他的原则，但以恶报恶不是他的原则。
我父亲也认识卡翁达。卡翁达虽是赞比亚的总统，也是爱尔兰学会的名誉主席，每年都要出席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舞会，而舞会就是我父亲组织的。父亲是这个学会真正的主席。
我一向同情卡翁达领导的独立运动，但是这个国家独立之前，我也有过多次的迷茫。那时白人居住区都组织了安保巡逻队，连我父亲晚上也要出去站岗放哨，还要巡视社区的安全状况。
1964年，赞比亚独立。卡翁达把赞比亚的许多工业都实行了国有化，包括许多有利可图的铜矿。我的运气不错，软饮料不在其中。那时期，一些抱有良好愿望的领导人开始发起社会主义运动，但并不成功，反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后来这场运动被一些非理想主义者利用，服务于他们个人的利益。
卡翁达政府规定零售业只能由赞比亚的公民经营，没入赞比亚国籍的长期居民只能搞批发，这些人大都是在赞比亚居住了十年或十年以上的白人。如今赞比亚仍在执行这一政策。
我先是在一个叫穆富利拉的小城做实习经理，管理着一个由两辆卡车组成的可口可乐供应站，给超市、酒吧和餐馆供货，年薪一千一百美元。
虽说有两辆车，但其中一辆总是闲着，因为我的手下只有一名推销员。我问我的上司是否能再雇一个人，他们却不答应。于是我便申请了商业驾驶执照，开着载重十吨的卡车到各个站点送货。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客户数量，一年之内，我的销售额也增长了一倍。干体力活有个好处就是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对我打橄榄球也十分有利。不久，我就进入了赞比亚国家队。
当时，由于英国对罗得西亚进行经济封锁，赞比亚的燃油施行配给制。英国在1965年发布了《通用独立宣言》，目的是保持白人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报复英国的禁运政策，罗得西亚中断了从莫桑比克港口向新独立的赞比亚的石油和其他消费品的铁路运输，因为赞比亚是英国的同盟国，而罗得西亚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地，非洲国大是一个反对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组织。
为了给两辆送货的卡车弄到燃油，我每周两次在漆黑的深夜带着现金沿土路开车去刚果边界，买回二十四加仑一桶的柴油。严格地讲，这是非法行为，但保住了可口可乐供应站的运营。
可口可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创始于1886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生产的饮料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并占据了软饮料48%的市场份额。
内维尔-伊斯德尔，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可口可乐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尤其非凡无比的是他作为杰克-韦尔奇的取代者，经历了可口可乐成为美国梦象征的胜利历程，这个历程作为美国复兴的文化象征已经为全球公认。在本书中他首次披露?可口可乐的经营秘密：可口可乐如何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如何管理这样庞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贸易壁垒进入新兴市场，以及他如何在强悍董事会的压力下将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当然，可口可乐的秘密胜过任何商学院。
同年，我大学毕业，先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埃德加连锁店的一个分店做实习经理，干了六个月，之后，赞比亚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我发出了邀请。老板叫莫里斯-戈什，立陶宛人，犹太血统，是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时逃到非洲来的。他当时很惨，有一段路甚至是赤着脚步行。他跑到了赞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基特韦，白手起家创建了一番工商伟业。他曾当过基特韦的市长，这事儿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连我和他探讨公司是否应该与其周围的社区保持密切关系这类商业问题时也不例外。我和戈什的女儿蕾娜在大学里是恋人，这是我人生早期最纯洁的爱情，但后来我们分手了，因为她的哥哥娶了一个基督徒，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犹太医生。蕾娜的哥哥伯纳德在梅奥诊所工作，是世界上顶尖的心血管医生之一，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其实最早要雇佣我的人就是戈什先生，但考虑到我和蕾娜是恋人不方便，所以我拒绝了。可现在没了障碍，不可能再发生什么冲突。
赞比亚独立两年之后，我回到了故乡。赞比亚的第一任总统是肯尼斯-卡翁达，他既是个社会活动家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领导了非暴力的独立运动，但从不仇视具体的白人个人，不过他也炸过铁路和电厂，也造成过破坏。
卡翁达为不在种族问题上搞极端做法尽了很大的努力，他关心的是人。1959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地理老师就把他请到过我在卢萨卡上学的学校，当时他刚从监狱里出来，我们还一起吃了午餐。我本以为他应该脾气火爆，是个闹事的人。但这个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我记得我问他：“你干吗不对我们发火？是我们白人把你关进牢房的。”我不记得他的原话是怎么回答的，但基本意思是我们白人犯了错误，正义在他那一方，所以他大可不必为此发火。他说如果他在意关押他的白人对他的虐待，他早就会放弃他的原则，但以恶报恶不是他的原则。
我父亲也认识卡翁达。卡翁达虽是赞比亚的总统，也是爱尔兰学会的名誉主席，每年都要出席圣帕特里克节的夜晚舞会，而舞会就是我父亲组织的。父亲是这个学会真正的主席。
我一向同情卡翁达领导的独立运动，但是这个国家独立之前，我也有过多次的迷茫。那时白人居住区都组织了安保巡逻队，连我父亲晚上也要出去站岗放哨，还要巡视社区的安全状况。
1964年，赞比亚独立。卡翁达把赞比亚的许多工业都实行了国有化，包括许多有利可图的铜矿。我的运气不错，软饮料不在其中。那时期，一些抱有良好愿望的领导人开始发起社会主义运动，但并不成功，反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后来这场运动被一些非理想主义者利用，服务于他们个人的利益。
卡翁达政府规定零售业只能由赞比亚的公民经营，没入赞比亚国籍的长期居民只能搞批发，这些人大都是在赞比亚居住了十年或十年以上的白人。如今赞比亚仍在执行这一政策。
我先是在一个叫穆富利拉的小城做实习经理，管理着一个由两辆卡车组成的可口可乐供应站，给超市、酒吧和餐馆供货，年薪一千一百美元。
虽说有两辆车，但其中一辆总是闲着，因为我的手下只有一名推销员。我问我的上司是否能再雇一个人，他们却不答应。于是我便申请了商业驾驶执照，开着载重十吨的卡车到各个站点送货。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客户数量，一年之内，我的销售额也增长了一倍。干体力活有个好处就是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对我打橄榄球也十分有利。不久，我就进入了赞比亚国家队。
当时，由于英国对罗得西亚进行经济封锁，赞比亚的燃油施行配给制。英国在1965年发布了《通用独立宣言》，目的是保持白人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为了报复英国的禁运政策，罗得西亚中断了从莫桑比克港口向新独立的赞比亚的石油和其他消费品的铁路运输，因为赞比亚是英国的同盟国，而罗得西亚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地，非洲国大是一个反对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组织。
为了给两辆送货的卡车弄到燃油，我每周两次在漆黑的深夜带着现金沿土路开车去刚果边界，买回二十四加仑一桶的柴油。严格地讲，这是非法行为，但保住了可口可乐供应站的运营。
本文摘自《可口可乐的征服》
可口可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创始于1886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生产的饮料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并占据了软饮料48%的市场份额。内维尔-伊斯德尔，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可口可乐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尤其非凡无比的是他作为杰克-韦尔奇的取代者，经历了可口可乐成为美国梦象征的胜利历程，这个历程作为美国复兴的文化象征已经为全球公认。在本书中他首次披露?可口可乐的经营秘密：可口可乐如何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如何管理这样庞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贸易壁垒进入新兴市场，以及他如何在强悍董事会的压力下将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当然，可口可乐的秘密胜过任何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