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现在有一种看法，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悬殊的程度。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产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产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现在有许多进入中产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本文摘自《影子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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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经济离不开政治，谈中国离不开世界。《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是一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学者把脉政治时局和经济轨迹、预测未来危机的著作。本书澄清了当下中国的改革理路，从“中国轨迹”到“危险的邻居”，从“即将到来的危机”到“未来中国的陷阱”，围绕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发展陷阱、金融革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新秩序展开思考，评判中国改革成败，并预言未来中国的新危机与未来世界的新格局。焦点话题均为约稿专文论述，作者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巨大，为新一届政府提供了发展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