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最早期的效率标准

　　对经济效率定义的探索始于民主的出现。伴随着民主，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明确提出政府应该为谁服务的需要。帝王们就从不受这个问题打扰。“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在18世纪初宣称。①但是，当一部分人富有而另一部分人贫穷的时候，“民有的”和“民享的”政府应该为谁服务呢？

　　1793年，法国“人民”处决了路易十六，接着在一项公投中，通过了一部以社会救助和公共教育的形式来保证收入再分配的宪法（“人民”一词是打引号的，因为并不是全体法国人都希望国王被处死，也不是所有人都投票赞成该宪法）。但是应该怎样重新分配收入呢？1793年宪法并没有提及，而且本应决定收入再分配的政治程序尚未开始就胎死腹中了。一群公民——“平等派密谋指导委员会”——要求实施该宪法，但是，当他们的领导人弗朗索瓦·诺尔·巴贝夫①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这群人就作鸟兽散了。不过，这个问题由巴贝夫同时代的人、富有的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在理论上作了处理。

　　边沁把自己的再分配有效度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石上：（1）由每个成员的幸福度总和组成的社会福祉；（2）有效的资源配置就是能够使社会福祉最大化的资源配置；（3）随着所拥有的金钱数量的增加，每个人从每增加一美元（英镑）中所获得的幸福度会减少。在经济学语言中，“幸福”一词很早之前就被“效用”一词取代了，因此，边沁的理论被称为功利主义。

　　效用U是由极小的计量单位组成的，被称为“效用单位utils”。效用单位来源于货币。每增加一美元能够购买额外个效用单位，而每增加一美元所能购买的效用量，就被称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效用U与个人收入I的关系如图1.1所示。在图中，货币的边际效用用△U表示。更多的收入能够产生更多的效用，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收入每增加一美元总能带来额外的效用，但这额外的效用会随个人收入的增加而变小。换句话说，货币的边际效用△U会随个人所拥有的金钱数量而减少。

　　在效用函数曲线上，富人的位置高于穷人。因此，如图1.1所示，如果把一美元从某个富人那里转移给某个穷人，则富人损失的效用将小于穷人所增加的效用。所以，富人那里转移一美元给穷人，将增加这两个个人的效用之和。那么，这一再分配过程应该在何处止步呢？答案是当每个人所拥有的金钱数都相同的时候，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效用之和。当幸福蛋糕完全平等地分配的时候，幸福蛋糕是最大的，因而达到了效用效率。

　　边沁是一位大力鼓吹平等的人。当时，进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就读的，必须是信奉英国国教的学生。当伦敦大学学院1826年创立时，它向所有国民开放。边沁被认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之父，而且其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迄至今日一直作为一尊仪容陈列在那里，供人瞻仰（其头部现在是一尊蜡像，因为爱搞恶作剧的人将真正的头颅偷走了好几次）。

　　但是，功利主义作为经济效率的一个衡量标准，并没有活过它获得发展的那个世纪。它整个儿被效率的另一个定义完全成功地取代了，那是一位名叫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的。即使功利主义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仍有所提及，但也只不过是作为通往真理——帕累托效率——之路上的一件古玩而被定论性地抛弃了。那么，帕累托是怎样及为什么抛弃功利主义的呢？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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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