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1982：冰火两重天(9)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进入了一个不是由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没有熟悉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三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最初几个月，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因为，他未能发现在新的改革时期，温州对从政官员的要求及评价标准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时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让其发展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粗暴地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三十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五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收入6000元。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600万。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不过三家。

本文摘自《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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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是全国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其民营企业特色鲜明，备受关注。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全景记录了温州民营企业1978——1990年的发展之路，既有对经济大势宏观把握的大气磅礴，又有对企业个例成长和企业家心路历程微观考察的细致深入。其中诸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生动详实，丰富多彩，对管理前沿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创业者，具有多面的启发价值和切实的借鉴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即便是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极富启迪意义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