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反对声浪何在？

　　

　　许多人在听闻这些高阶的品牌化教育后，都想知道这项转变酝酿之际，大学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学校董事会以及父母亲跑到哪里去了。以小学及中学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特别是很难找到其他积极称颂广告进入校园的人，除了广告商以外。这十年来，北美的所有大型教师协会都在大声疾呼商业化对教育独立造成的威胁，许多关心的家长也组成了拉夫奈得（Ralph Nader）商业警戒（Commercial Alert）之类的团体，好传达自己的反对声音。可是，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出现哪个大议题，可让家长及教育学者在课堂商业化的政策战场上携手奋战--并在可能的未来里迎接胜利。

　　不同于学校里祷告以及赤裸裸性教育这类议题，会促使两造公开表明立场，推动广告进入校园，并非某个势不可挡的决策所致，而是数千个小决策。往往是个别案例，各校互异。通常无辩论、无预警，也无公众监督可言，因为广告经纪公司为了钻学校董事会官方规定的漏洞，校园促销都做得极为小心。

　　然而，当第一频道及青春新闻网想把广告直接送上课堂时，是有一些人提出异议的：学校董事会进行了真诚、热切的讨论，而大多数加拿大的董事会都决定将青春新闻网封杀出局。尽管第一频道比较成功（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地区），也必须承受被某些董事会打回票的命运。

　　不过，还有一项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在帮助品牌深入校园，这点与品牌化本身的强大效力息息相关。很多父母亲和教育学者看不出一味的抗拒究竟能得到什么，今天的小孩本就饱受品牌轰炸，因此，保卫教育空间不受商业化侵扰，似乎比不上新赞助资源的直接利润来得重要。校园广告的掮客也不遗余力向父母亲及教育工作者散播这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正如"轰炸我！"网络系统总管弗吉尔（Frank Vigil）所言："美国年轻人生活的许多层面都笼罩在广告之下。我们相信学生有能力分辨教育内容及营销素材之间的不同。"于是，许多无能捍卫原先属于公共空间的父母及老师安慰自己，就算学生在课堂上或校园里看不到广告，他们自然也会在地下铁、网络上，抑或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借此将自己的无能合理化。在这群信息灵通的小孩生活里再多加一则广告会怎么呢？然后，呃……再多加一则如何？

　　虽然这个理由也许可以解释品牌是如何侵入高中校园的，但依然没有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的。为何大学教授会保持沉默，被动地任凭他们的企业"伙伴"践踏求知论理的自由原则？这难道不是学术圈公认的核心价值吗？说得更明确些，我们的校园不是应该充斥着酷爱兴风作浪的、作风激进的终身制教授吗？终身制的制度保障人一辈子工作无忧，其设计难道不就是让学术人能不畏后果、坚守激进的立场吗？这群人难道不是--借用学术圈内更通用的术语--反霸权的吗？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纽森（Janice Newson）曾就这项议题发表多篇文章，她表示："表面上，要解释与企业挂钩的大学数量为何激增，比解释为何鲜少见人抵抗要容易多了。"纽森曾经大声疾呼，要众人注意企业对学术自由构成的威胁已超过十年，她写道她曾（错误地）认为：

　　学术社群的成员就算不抗拒，也会积极关切这种方向的转变。毕竟，在这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制度变动的模式就算并非彻头彻尾，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变化与大学的思想及作为形成强烈的对比，大多数现存的学术圈人士都看得出这点。

　　纽森的评语很适合延伸到学生运动分子身上；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这些人在企业私有化的"非辩论"（non-debate）中一直是神秘的失踪者。令人悲哀的是，校园缺乏动员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简单明白的利己主义。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似乎，企业对教育及研究的影响力全集中在工程学系、管理学院以及科学实验室。校园激进人士总是很自然地将这些科系视为无药可救、擅长妥协的右翼堡垒而加以唾弃：谁在乎校园这一侧发生的事呢？只要传统上更为先进的领域（文学、文化研究、政治科学、历史以及艺术）仍是一片净土就好了。当艺术人文学科的教授、学生对这项校园文化及重心的根本转变仍然漠不关心时，他们就能够自由地探索其他的兴趣--而且，确实有多种可任君选择。举例来说，有好几位享有终身制的激进教授，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后现代认知中，断定真实本身即为建构（construct）。这种认知使许多学术人士无法参与政治辩论，这样做会使得某种学习模式（公众）"高于"另一种（企业）。而既然事实是相对的，谁敢说柏拉图的对话录比福克斯公司的"真假公主"更有"权威"？

　　然而，学术风尚只解释了缺乏行动的部分原因。许多其他的校园激进分子仍然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美好的政治战，但在企业入侵校园的关键年代里，他们被别的战役绑住了手脚，亦即，所谓政治正确的战争，耗人精力的性别及种族争论。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假如学生允许自己变成试售的对象，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心系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忙着挑战自己的教授，争论典范?好处为何、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校园性骚扰处理政策。而假如教授没去阻止自由的学术论述原则被出卖以赚取快钱，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忙着向"麦卡锡主义"的学生捍卫自己。于是，当所有人都在为妇女研究及最新的反动书籍奋战不休时，却浑然不知脚下的校园已被卖出。一直要到个人再现（pers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也被品牌化吸收进去，学生及教授才开始把自己的纷争丢在一旁，了解到前面有更强大的敌人等着他们。

　　但那时已有很多事是无法挽回的了。一旦学校"假装自己是企业"（借用佛罗里达大学的措词），失去的与其说是"纯正"的教育及研究这种有点过时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未品牌化的空间。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小学和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公共空间及集体责任最具体可见的象征。大学校园（以及其名下的住宅、图书馆、绿色空间和开放尊重的论述所需要的共同标准）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如今大多只是象征性的）：要让年轻人知道何谓货真价实的公共生活，这儿可说是硕果仅存之地。无论过去我们对这些体制的保护有多么不妥善，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抗拒将教育变成名牌推销活动的反对声浪，足可呼应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育地相关的抗争：这些半神圣的空间提醒我们，未品牌化的空间仍然是有可能的。

本文摘自《向全球品牌统治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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