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要有政治家的视野(6)

    30年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程。李兰：改革开放30年，财税改革为中国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您作为亲自参与这方面改革的领导和专家，请您从财税改革角度和我们回顾总结一下中国改革30年？许善达：我们国家现在的财税制度，基本上是1993年设计、1994年出台的，这个制度已经运行了15年。总的看来，对于1994年的财税改革，社会的认同度很高。曾经出现过的认为改革不对或者改革方案正确但实施失败的看法，已经基本消失了。现在回顾这个改革，实际上很多人可能对改革中更深层的东西还没有看得很清楚。从我自己的经历看，例如税制改革针对的对象是谁、要改什么、搞分税制要替代什么等方面，不少人还不是很清楚。赵小刚：我记得在分税制之前，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制。许善达：为什么采取包干制呢？当时，国家从农村承包开始改革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很多人就主张，既然农村能够成功，城市也搞承包。于是，就主张中央与地方之间承包，也就是财政承包。国家和企业承包，即每个企业跟政府签承包合同，在承包合同上规定交多少税。李兰：当时为什么会提出在财税制度上采取承包制？许善达：提出承包制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确实针对了我们过去税制里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税收负担重。在计划经济下，税收制度和企业分配制度是学前苏联的经验，即政府多集中，然后政府拿钱投资。这种制度对企业发展本身有很大的遏制作用。市场化改革是让企业在市场里自我发展，自己做决策。原来的制度跟市场机制改革方向是矛盾的。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有很多种办法。当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一部分企业家主张搞承包，政府与企业谈判，谈好每个月交多少增值税，一年交多少所得税，各企业包下来。对于企业来说，一年交多少税固定了，如果自身发展得好，税收负担非常低，对企业就有好处。承包的内容不仅是税收，还包括贷款、利率甚至有的出口企业承包外汇、汇率。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承包的条件一定比政策规定对企业有好处，否则企业何必承包呢？在这种情况下，从1987年决定全面推进承包制开始，就意味着各项宏观政策通过一个一个企业承包合同在放宽。所有国家管的政策都放宽。1988年、1989年就出现了通货膨胀。我听到一个经济学家指出，导致那次通货膨胀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承包制。我很赞同这个主张。放宽而不能调控，国家失去了宏观调控这样的工具，通货膨胀是必然结果。在国家和企业的分配上，在政府宏观调控这个领域，是不能用承包制的。李兰：也就是说，在农村改革中成功的承包制，不太适合成为财政和税收的主要制度框架？许善达：当时很多地方领导人主张，由当地省政府和中央财政签一个承包合同，定好上交的税收，财政收入多少都不改变上交数额。各个省都要这样做，这对于中央财政有两个影响：第一，获得的资源减少；第二，对整个财政总收入的控制能力下降。这对于调动企业积极性，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经营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过去统筹管理，地方政府花一分钱也要报批，这个政策肯定不适应了。但承包制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呢？实践证明不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时候人们就要思考怎么才能落实“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不是还要继续搞承包制？赵小刚：但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除了这个方案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调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呢？如果不是采用财政包干制，分税制会不会在当时启动？许善达：税收负担重可以降低，税收制度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改革。作为一个基本制度，全社会要统一税制，在此基础上大家再竞争。企业要靠统一基本制度下的市场竞争，而不能靠企业同政府签合同竞争。有的企业承包交的税少，有的企业承包交的税多，相互能公平竞争吗？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当时并不是没有替代方案的，只是农村承包制改革的成功确确实实让很多人容易产生这样的想象，即在城市里也搞承包，当时的领导人也接受了。李兰：农村领域改革的成功放大了承包制的作用。许善达：对，确实放大了承包制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1992年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除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外，承包制不是一个好制度。

本文摘自《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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