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要有政治家的视野(7)

    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经济学家、企业家。李兰：您指的是财税领域还是所有领域的承包制？许善达：我觉得这是对所有承包制最基本的看法。当然，矛盾最尖锐的是在财税领域，因为承包最多的是财税承包。银行的贷款承包、利率承包、外汇承包、汇率承包能行吗？也是不行的。所以，通过几年的实践，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承包制作为一个基本制度是不行的。中国农村不像前苏联有集体农庄，又不像西方国家土地是农民自己的。中国是集体所有土地，当时是人民公社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承包制度，逐渐包产到户，土地仍然是集体的。所以，当时农村选择家庭联产承包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确实很成功。但是把适宜中国农村的制度移植到城市来，我认为前提不足。李兰：采用财税承包制后我们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权力快速扩大。我们一直讲“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而这两个比重的不断下降是不是1994年新税制出台比较重要的历史背景？

    许善达：由于采用了承包制，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税收所占GDP比重下降，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上，中央财政所占比重下降，这种下降已经危害到中央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这种问题在这个阶段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赵小刚：从事后看分税制确实取得了成功。在1994年之后不久，“两个比重”下降的趋势迅速得到扭转。但是事情总是有两面的。比如，有一些人认为，分税制可能是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粗放增长的一个根源。您觉得对分税制的这个指责是不是合理？许善达：首先，1994年解决了税制的问题以后，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就不再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承包了。所以，1994年的税制改革，特别是增值税的改革，把承包制度废除了。虽然国家没有用一个文件宣布，但事实上原来政府和企业的承包制废除了。首都钢铁公司曾经高举“承包为本”的旗帜，是全国承包制的代表企业。1994年首钢也顺应时势实行增值税了，这是承包制废除的标志。从1994年起，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开始减缓。到1996年，财政占GDP比重降到谷底。1996年以后开始上升，现在已经超过20%。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开始上升，中间也经过一些波折，从55%降到54%、52%，现在已超过60%。1994年财税改革的这两个重要的目标都实现了。李兰：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央的财政实力是不是又过强了？许善达：我认为，现在应该这么看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有必要的，而且确实也实现了。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与税制和分税制的建设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两个制度构成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这个基本制度在推动整个经济发展上的作用非常大。但是，改革总是分阶段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矛盾。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承包制，为了这个目的，其他一些问题暂时不能都解决。比如从税收负担上说，维持原来的税收负担不变，既不提高税负也不降低。所维持的旧税制的负担水平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是偏高的。但是，废除了不公平的承包制，虽然税收负担没有同时降低，但企业对1994年的税制改革还是接受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税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逐渐显现出来，分税制也一样。

本文摘自《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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