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新高度（2）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民主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党国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本文摘自《华尔街危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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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以“内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领我们“穿越”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长甚至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风险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是潜在的?具破坏性灾难的象征。他深入探究了萦绕着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但却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沸腾的大锅炉”——中国，它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掌控了她们国家的储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导危险的巨额资金？在今天变幻莫测的经济中，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世界是弯的》既是一部给华尔街、华盛顿、伦敦等业界精英阅读的书，也是可供街头巷尾的大众读者阅读的一部书，它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度过即将到来的危险、混乱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