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不充分

    认为公共政策干预有理的主要依据是市场结果存在着频繁的、大量的缺陷。然而，这一论据不是政策制定或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所作的评论几乎再合适不过了：“不能认为，缺乏政府干预的不干涉主义无论何时都是合适的；而在任何特殊情况下，政府干预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也许比私有企业的缺陷更严重①。”政策制定恰恰要求把市场造成的实际缺陷与非市场尽量提供的补救措施的潜在缺陷相对比。有关市场缺点或失灵的病理学在为政府的成功开药方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

    但是，如何判断市场结果的成功或失灵呢？尽管有时含混不清，但两个宽泛的标准通常被正确地运用着：效率和分配公平。

    如果市场产生的等量的总收益不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或者说，如果更大的收益不能在等量的成本下产生，那么，市场结果就能够被称之为是有效率的；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总收益必须超过总成本，那么，结果才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效率因此就像是做一件工作的不同方式之间的竞争：如果市场能够以比其他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务，或者能够以同样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率，那么，市场相对而言就是有效率的；反之，如果其他制度安排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完成任务，或者能够以同样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效率，那么，市场相对而言是低效率的。

    这个标准界定了配置的或静态的效率。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被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效率，并增进其他类型的效率。例如，动态的效率——在熊彼特的著作中尤其被强调——与自由市场或其他制度安排促进新技术的能力有关，这些新技术能够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或者能够创造新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以比其他方式更低的成本来完成这些事情①。X效率——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所造的一个术语——与自由市场或其他制度安排的下述能力有关：通过促进组织改进，激发工人和管理者的动机，全面改进经营决策（包括招工和解雇、升迁、工资和红利、工作场所的安排、设备、停车场等等），降低成本和提高任何现有技术的生产率①。

    市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比其他制度安排更促进这些成果，决定了市场比其他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是动态效率还是X效率。

    为判断市场造成的结果分配公平（outcomes distributional equity），尽管援用了第二个标准——超过了微观经济学的常规范围，但这个标准对可选择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评价和实施具有深远的意义。经济学家们在解决分配这一难题时，不会比解决相对严密的效率问题更轻松。例如，处理赋税归宿（tax incidence）问题仍然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中心问题，赋税归宿说到底属于分配问题。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也通常是站在把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立场上来评价可选择的再分配和税收项目。在实际的公共政策领域——无论是与教育、能源、住宅、外贸有关，或是甚至与防务政策有关——与对市场结果的功过作出判断的效率问题相比，分配问题通常更有影响。正如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观察到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广泛干预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对现行收入分配不满这一结果……除非自由市场在人们能够接受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背景下运作，否则没有一个现代人会对自由市场抱有热情②”。

    甚至当分配公平（distributional equity）的极端重要性得到公认时，问题依然存在：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它？答案将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这取决于在何种意义上来解释公平：是结果相等还是机会均等？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公平还是《旧约全书》或《新约全书》意义上的公平？或是在考虑给那些受到更多优惠的人任何进一步的改善之前，先保证弱势者的境遇得到改善①？

    众所周知，大量的文献已经表明：市场也许既不能产生最佳的（高效的）经济效益，也不能产生理想的（公正的）社会效益②。尽管有关这个话题的结论还没有写，但公认的市场失灵理论的要点还是值得概括一下，作为后面讨论非市场失灵的背景③。

本文摘自《市场失灵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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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国的民间智库，兰德公司享誉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权威性。本书是该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论述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问题，即在经济体制的运作中，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