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 - 兄弟财经外汇返佣

基本的经济选择

1977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推出了以《不确定的时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为题的电视系列片。两年以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则随之推出了以《自由选择》为题的电视系列片，以此作为对加尔布雷思电视系列片的反驳，就像在某些竞选大战中一样，尽管双方都没有把事情挑明。加尔布雷思（1977）和弗里德曼（1980）两人根据他们的电视脚本出版了畅销书，因而表明，甚至在个人的经济政策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行为也可以是相同的。

《不确定的时代》和《自由选择》涉及相同的主题：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如何产生和变化，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市场经济的力量和缺点。两本书都提供了这种分析的政策结论——市场和作为经济活动最重要调节器的政府之间的选择是基本的经济选择。也正是在这里，两个争论者之间开始出现了分歧。

当加尔布雷思按照马克思和熊彼特（Schumpeter）的传统充分承认市场的成就时，他把市场的演变和成熟等同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微观经济的无效率和社会不公。尽管加尔布雷思同意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显著经济和技术成就的观点，但他对制度效率和平等的评价明显地与熊彼特（1934）不同，他的观点更接近于马克思。为了弥补市场的这些不足，加尔布雷思以及《不确定的时代》认为，对形成经济稳定、效率和扩大的社会公平而言，政府政策和干预是必要的。

而弗里德曼则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传统，对市场体制的特征的评价十分不同于加尔布雷思。在弗里德曼看来，一种自主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和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以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这种提高除了一些公认的例外，在分布上是相当公平的①。弗里德曼和《自由选择》认为，政府的扩张超越其最小的（公共产品）功能（如防务和公共秩序，而不是邮政业）则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约束了社会流动，并最终限制了政治自由。

有什么能够解释这两位博学的观察者有关市场和政府的巨大反差的观点呢？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支持市场的观点，是以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式为基础的，它倾向于总体经济的充分就业平衡（宏观经济），公司和个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微观经济）。这种观点得到了19世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市场经济经验的支持，得到了20世纪70 ■ 80年代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①等）经验的支持，还得到了泰国、印尼新近增强的市场化发展经验的支持。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还从下述各种现象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无数有关庞大的政府组织的奇闻轶事——这些组织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对它们的任务处置失当（如邮局、福利机构、防务和国有化的工业）；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持续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记录，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干预比比皆是；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起，苏联、东德和东欧的中央计划指令性经济（the centrally planned command economies）的崩溃和肢解。

另一方面，由加尔布雷思和《不确定的时代》所代表的支持政府的观点是建立在明智（informed）、高效和人性化政府模式基础之上的，这样的政府能够识别和纠正市场的缺陷，并实现通过民主手段才达到的国家目标。这种观点与利特尔（I. M. D. Little）、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等其他人所精心阐述的正规的福利经济学的规则，以及与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阿巴·勒纳（Abba Lerner）等提出的最优经济计划理论（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planning）相一致。这种观点得到了下述经验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期（至少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前，它们那时的经济趋势变得不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普遍看好的经济表现；尤其是诸如欧洲国家铁路系统（Europe’s national railway systems）那样有效的政府表现的例子；日本战后由于政府政策引导和确定目标而导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争论的双方都引日本的经验来作论据。）加尔布雷思反对市场的立场同样获得了下面有关市场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①）的负面传闻的支持，如大气污染、机场噪声、广告牌和大量低质量的商业电视。

值得关注的是，加尔布雷思所思考的反对市场的观点得到了正规的市场失灵理论的支持，这种理论也构成了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市场失灵理论详细阐述了市场在面对公共产品方面的各种可以预料的缺点，如外在性、日益扩大的规模效应、不同类型的市场“不完善”和即使是“有效率的”市场外部条件下也可能发生的社会不公等等，这些现象有时出现于一切?场中，并且始终出现于有些市场中②。反过来，福利经济学则为政府矫正（或者至少减轻）这些有缺陷的干预提供了规则和方针。支持政府的观点还得到来自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其他人的论著的更新的理论上的支持，这些论著涉及与“关键”技术和政府支持并推动的研发有关的潜在的外在性。

相比之下，弗里德曼思考的反对政府的观点却无法指望正规的非市场失灵理论的支持。那样的理论还不存在。

因此，在对弗里德曼所赞成的支持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与加尔布雷思所赞成的支持政府/反对市场的根据和类型进行对比时，出现了有趣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在图1.1中用浅色的长方形表示，即支持市场/反对政府和支持政府/反对市场立场之间的争论往往是不平衡的，因为我们缺乏与已有的市场失灵理论相对应的关于政府缺陷（“非市场失灵”）的综合性理论。为了避免“没有什么适合的理论也无关紧要”的认识，有必要回想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的评论：“那些相信他们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干家们，常常是某些死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极大地夸大到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抗衡。”

因此，一种更加充分完善的非市场失灵理论将有助于为图1.1中的矩阵提供更好的平衡，还有助于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好的指导。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对发展这种理论有所帮助，并且提出这种理论如何能够被运用于非市场与市场选择的对比当中，人们因此可以指望有助于改进市场和非市场之间的选择或结合。在这样一种综合性的非市场失灵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公共选择理论提供的①。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强调的，政客和官僚自身的利益是理解非市场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仅仅通过公共选择还不能满足一种完善的非市场失灵理论的需要。例如，现有的公共选择理论就忽视或曲解了非市场行为引导下排他性（垄断）的典型类型，忽视或曲解了围绕在生产非市场产品技术周围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由这些产品而产生的派生的或预料不到的外在性的频率。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忽视了组织惯性、传统和标准的操作规程等作用因子对非市场失灵的作用。这些因素在与市场规则相隔离的组织中，甚至比在受制于那种规则的组织（如公司）中似乎更有影响。

所需要的理论应该涉及由整个非市场部门，而不是单单公共（政府）部门所包括的更大范围的行动、产品和失灵。尽管政府是非市场部分的最大成员，但其他成员（如基金会、大学和非私人所有的医院等）是数量众多、范围巨大和不断增加的。综合的非市场失灵理论应该包括这些其他的非市场组织的行为和缺陷，能够突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异，并且还允许在非市场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作适当的比较。公共选择理论自身由于太有限而不能为这种图景提供一个合适的框架①。

本文摘自《市场失灵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作为美国的民间智库，兰德公司享誉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权威性。本书是该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论述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问题，即在经济体制的运作中，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