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1）

    同样的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也发生在复杂的其他世界中，如（不是那么准确地说）第三世界中。不准确是因为这个世界确实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更像是复杂的、参差不齐的国家集团，其间的差异性事实上比其他两个世界中的差异性大得多。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至今在解决主要的选择问题时，还是有利于政府对主要（资源）配置决策的控制。也有一些数量上相对较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①），是例外，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土耳其。尽管这些新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偶然的倒退（部分是因为贸易条款的临时变动，部分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的临时波动，部分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临时紧缩），但总的来说，它们是第三世界中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成功范例。它们的成功突出地表现在：在解决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中，更注重市场价格和竞争（尤其是国际出口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来，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一直积极地向同样的方向迈进。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政策通常是激励，而不是妨碍市场的主动作用。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菲律宾显然是其中的特例：市场和价格竞争已经相对活跃，然而，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却令人沮丧。

    在大多数的其他约140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维持着强烈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的（statist）、（政府对国民经济）干预主义（dirigiste）的倾向，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国家在这些经济体制中的突出作用，还通过它把利益赋予那些追求并最终获得超越政府机构的那些人而得以增强。由于有古巴、越南、东欧和苏联的中央计划指令经济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为依据，在最近几年中，中央经济统制论的这种影响已经减小。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在那里依然存留，并且对倾向于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市场配置，有利于“神学的”或“正义的”或“政府决定的”价格，而不利于市场价格来解决基本的选择问题产生了普遍的影响①。

    如果是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或者是完全政府和不完全市场之间的选择，那问题将会更容易。事实上，正如已经指明的那样，实际的选择涉及到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的妥协。本书试图表明：如果不是罪恶之间的选择，那么充其量就是必定具有缺陷的选项之间的选择。更准确地说，目的就是要产生一个非市场失灵理论。这样，不完全的政府表现能够加以清楚地分析和准确地预测，更接近在分析不完全的市场表现中已经达到的程度。

    在思考基本的经济选择中，我们应该考虑与每一个选项有关的总的结果，而不是只与单个选项有关的缺陷②。我们需要懂得：或多或少可以预料的政府缺陷并不亚于市场缺陷。

    在这个方面，政治学已经超过了经济学。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政治钟摆也许出现过倒摆，但美国、英国和德国保守党政府的重复选举授权（repeated electoral mandates）就反映了政界对过度的政府缺陷的反应。无论如何，这些反应与其说是分析与理智，不如说是感情和挫折。要是在确定公共政策中分析并不比感情更重要，那么，我认为值得在它们之间创造更好的平衡。在此过程中，正规的经济学的内容能够把握选举政治的本质。本书之所以更侧重于论述政府的缺陷，是基于下述判断：许多经济学家、大多数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分析家所提倡的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分析市场的缺陷和非市场的缺陷时，通常都把重点放在市场的缺陷方面。矫正一种不平衡需要另一种不平衡①。

    我强调政府失灵，并不意味着它们比市场的失灵更严重或更不严重。更确切地说，这种强调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在经济学文献中，市场的失灵尽管已经从逻辑和形式上得以充分地阐述，但非市场的失灵并未得以相似的分析。

    因此，尽管下面的章节提到许多的市场失灵，但与更多地暴露非市场失灵相比，它们被有意地简化了。因为前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得以充分论述而为人熟悉，但后者——非市场的失灵——却并非如此。我因此并不对两者给予同样的论述，而是有意集中论述后者。

    围绕本书的大体构想，第二章评述了现有的市场失灵理论，并对下面人们普遍熟悉的解释作了概述：为什么可以预料市场的结果既不是有效率的结果，也不是配置公平的结果？为什么公众对这些失灵的理解可能夸大了事实？

本文摘自《市场失灵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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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国的民间智库，兰德公司享誉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权威性。本书是该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论述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本问题，即在经济体制的运作中，如何在市场和政府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