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2）

    印度的宗教

    余秋雨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他说很多人看印度要超过中国，我看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看印度德里的街头有十个人的话，情形肯定是两个人在打架，一个人在练摊儿，七个人在观望。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有些道理，但是这是文学家的眼光，他看到的是民风。我们应该从多角度来看印度。我是从哪些角度看呢？孟买有一千五百万人口，它的人口密度比北京还大得多，它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不仅基础设施没有建好，而且由于印度不杀生，基本上所有的动物跟人类一样享受公民待遇，类似于咱们北京王府井这样的闹市区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因为路上会突然出现一头悠然自得的牛在那里散步，而牛的旁边还可能有两只羊正在横穿马路，就在绿灯亮的时候左看右看，最后不紧不慢地从人群当中踱过去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印度就在相当于咱们北京的CBD这样的地方，在高楼大厦之间集中了人类最大的贫民窟。在中国有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个地方的富人多，他肯定要远离穷人，因为他觉得穷人多了意味着社会安定有问题，但在印度富人和穷人杂居一起，彼此之间非常融洽。还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儿呢？从印度的城市到乡村看到的所有的印度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泰然恬淡、安之若素的神情。

    我在印度的时候就跟很多人交流，有人给了我这么一个解答，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站不站得住脚，但是我是比较赞同的。他说“存在决定意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走到今天，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印度人如今的状态和他们的宗教有很大关系。讲到印度的宗教，有人说有一千种，有人说不计其数，但不管哪种印度宗教，都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它认为人生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轮回；如果你现世承受苦难，是因为你前世有了罪孽；如果你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在现世不断地修行和修炼自己，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来世你就可以转运。这是贯穿所有印度宗教的一个几乎一致的命题。在这个背景下面有了印度的苦行者。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因为有了宗教使得印度人的性格比较平和，使印度人都寄希望于来世，因此减少了社会的摩擦碰撞和暴力行为。这种解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印度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压力、资源的限制，才生出这么一种特殊的宗教，后来这种宗教又强化了人们心中的宿命论，最后使这么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往前走，终于迎来了二十一世纪印度可能要复兴的行情。

    印度之旅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花了二十多个小时到了释迦牟尼坐化的地方，这二十多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是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印度的农村，对印度有了全面的了解。印度的人口接近中国，但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有很多经济学家做中印比较研究的时候，通常说中印人口差不多，面积三比一，所以印度贫穷是必然的。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中国五分之三的国土是不毛之地，中国真正适合人居的国土面积其实跟印度也差不多，其实两国的资源都非常有限。

    印度的民主

    印度走完我有几个感受：印度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我感觉印度基本上相当于八十年代初的广东——车水马龙、热气腾腾。汽车、牛车、马车、摩托车、自行车全部拥挤在一起。孟买的市中心拥挤不堪，真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还有牛羊穿行其间，大家都享受着和谐社会。小贩是终生自由的，不像我们中国有城管，为什么政府不敢管他，因为印度是个民主社会。我问过这些小贩，还有乞丐，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力，他们都有自己手里的一票投票权。

    我记得有一位学者，好像就是北大的，讲法治精神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在古罗马的时候有一个城市要改道，但遇到了一个超级钉子户坚决不搬，政府跟他协商，他就说了一句名言“风能过，雨能过，国王不能过”，因为这是我的土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后就永远不拆了，留下了一道奇观。印度在这方面确实有古罗马之风，但是也造成基础设施缺失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没有高速公路，不是因为不需要，也不是不想建，而是因为道路的修建涉及移民，涉及拆迁等种种问题，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搞这样的建设成本太高。

本文摘自《王志纲纵论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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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碧桂园、星河湾的地产策划开创者，到成都、丽江、烟台等城市区域规划的战略推动者，王志纲先生始终站在中国变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他用知识和智慧充分去冒险和探索，为中国创造了一个蓬勃的行业，而他的《谋事在人》《第三种生存》《找魂》等著作，更是深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