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4）

    前一段时间媒体上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新兴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让发达国家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而同时欧美尤其是欧洲呈现出严重的动力不足，未来世界的重心在逐渐东移，而且目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接受，但是最近亚洲两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却让这种判断打了折扣。泰国的抗议示威和印度遭受的恐怖袭击都反映了这些国家的脆弱，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是容易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且它们的政府缺乏应对能力。

    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让全球震惊，因为人们印象中的印度人都是生性温和的，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相信轮回，相信此世的苦难是因为前世的过错，而此世的苦行则可以带来后世的好命，这使得他们即便身处非常困窘的境地也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乐天知命，与人为善。可是，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么暴力血腥的事情呢？当媒体的报道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最近几年印度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的起因错综复杂，此次恐怖袭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不管最后哪个组织对此负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地方如果频繁地爆发恐怖事件，就说明那里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事件爆发之后，印度政府的反应速度和掌控能力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反恐部队长官竟然在前往出事地点的途中中弹身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是不足的，这是新兴民主国家的通病。相比之下，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动员能力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就要强得多。我不是在简单地说这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社会制度的比较是很复杂的事情，而且要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制度设计可能是好的，但是适不适合这个具体的社会就不一定了。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基础设施建设是大事，应对危机也是大事，这些问题中国都能很好地解决，但是要解决发展中的低效率和腐败问题就很困难。这次刺激经济的计划喊了很久要拉动消费，到最后还是落到投资拉动的身上。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是对下负责的，因为是民选政府，要选票就要讨好选民，所以政府有些收入就尽量返利于民，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因为人民的反对而无法开工。印度的基础设施之差是出了名的，这次出事的泰姬玛哈酒店，我2007年去的时候也住过，是印度最好的酒店，而在这样一个顶级的酒店旁边就是贫民窟。这也给酒店的安保和后来反恐部队的行动带来了很大麻烦。

    现在印度的问题在哪里呢？一方面他们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嵌入全球产业分工，受到民主化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脚还站在泥沼里，人们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基础建设没有完善，但是人们的想法已经跟着世界潮流走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分阶段论是非常有道理的，策略和制度无所谓对错，而是要看到没到实行的时候。

    西方总是拿中国和印度相比，说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一定会超过中国；有人则反驳说印度的城市搞成那个样子，还说要超过中国，简直白日做梦。原香港总督彭定康最近的一些言论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他说中国的成功是对民主世界的威胁，因为原来西方国家到全世界宣传民主世界是全人类的未来，但是当一些新兴国家实行民主制度之后，民主渐渐被证明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而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反而蒸蒸日上。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价值观的极大挑战。

    这些观点都失之片面，就像毛泽东讲革命分阶段的道理一样，我也相信民主是未来的方向，但是经济基础、国民性格到没到那个程度很关键。西方能够实行民主制，一方面是因为具备了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基本定型，另一方面是因为上百年的民主实践教育了国民。而印度的情况就像从西方空降了一辆好车，跑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从起步到加速跑得还蛮好的，但是再快就要散架了。如果把现代化进程比作一场球赛的话，他其实是提前踢了下半场，现在要来补上半场的课。而中国上半场踢得不错，路已经修好了，现在是要把车更新换代的时候。

本文摘自《王志纲纵论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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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生的关键是谋划。这是一部独特的策划书，策划的对象是人如何在时局中把握自己，如何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直到找到自己通向卓越的台阶。
　　从碧桂园、星河湾的地产策划开创者，到成都、丽江、烟台等城市区域规划的战略推动者，王志纲先生始终站在中国变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他用知识和智慧充分去冒险和探索，为中国创造了一个蓬勃的行业，而他的《谋事在人》《第三种生存》《找魂》等著作，更是深入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