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带声援抗日战争(1)

　　1939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中文版《大美晚报》办公室遭到轰炸，总编张似旭在一家咖啡馆中遭遇射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报纸的影响。《大美晚报》当时的发行量已经高达10万份，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事情发生之后，史带曾经号召发起示威游行，坚强地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头，但后来随着他本人也受到恐吓，只好躲进防弹汽车离开。巴克-弗里曼至今还记得张一直是史带的好朋友(但不是因为史带是报社老板的关系)，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史带亲自参加了出殡队伍。虽然遭到了日本人的阻挠，但史带丝毫没有退后一寸。

　　根据史带的回忆录，当日本人在上海对中国人展开大屠杀的时候，许多英国人、法国人，甚至以部分美国人居然都不可思议地站到了日本人一边。在当时留在上海的外国人当中，史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公开宣称日本人将会自食其果。他的《邮报》甚至在头版发表编者话，标题赫然是《辜负信任的人滚出中国》。古尔德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大使馆曾经告诉他，“你的报纸对我们态度太强硬了，但你们的报道还算公正。”古尔德回答道，“我们只是在按照尼尔的吩咐办事。”

　　日军横扫整个东亚地区后，史带最终在1939年的时候把公司总部迁到了纽约。一部分人跟着他到了纽约，但还有很多人留在了上海。一些员工，比如说克莱顿-塞茨(Clayton Seitz)和他的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到了拘禁。史带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告诉自己的员工：“你们的薪水将会继续发放，我会继续保留你们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两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远东地区的业务基本上陷入瘫痪。史带的一位朋友，鲁西诺-雷吉欧(Lucino Reggio)，当时是上海法西斯党的领袖。他在上海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豪宅，房子里还有几座巨大的花园，他后来把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美国人的细软都用麦氏咖啡罐装了起来，埋到了花园里。

　　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立刻在史带的公司里设置了专人监督公司运营。史带的首席财务官，谢凯开，考虑到公司以后的发展，就说服他们把公司的档案和记录文件保管起来。然后他又说服日本人，让隔壁的银行买走了公司里的家具和办公设备，还有大部分的员工。

　　这是AIG的说法，史带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记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巴克-弗里曼的说法，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谢凯开把所有的文件都埋到了公司的后院里。弗里曼并没有听说过隔壁有家银行，而且就算是有的话，也应该已经跟其他的银行一起被日本人查封了。

　　最终，日本人在占领上海后不久，就全面接管了史带在上海的出版事业。就在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史带和古尔德决定在纽约继续出版纽约的《大美晚报》，以反击日军在上海用史带的报纸所发起的宣传攻势。在跟美国情报机关进行合作(这后来也成为了AIG公司的一个传统)的时候，史带在1942年12月提出可以将《大美晚报》作为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服务局，简称OSS)的掩护，以帮助后者收集情报，开展抗日活动。正像OSS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后来谈到的那样，“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喜欢打探消息。这纯粹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所以报纸很自然地就成为情报收集的最佳掩体。”

　　1943年1月1日，OSS接受了史带的提议，开始将《大美晚报》的纽约版作为收集情报的部门。1943年10月21日，《大美晚报》在蒋介石的战时首府重庆出版中文版。此后这两份报纸便作为OSS的情报工具，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其间OSS一共在两份刊物上投入了大约35万美元。到1944年7月份，也就是该报成为OSS项目之后的18个月，《邮报》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中国到纽约，“报纸的规模达到了5 000人之多……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和情报人员。”

　　战争结束的时候，史带的新闻管理层开始回到中国，但没过几年，新中国成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史带就停止了在上海的出版业务。

　　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OSS的创始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先驱人物，被称作“狂野比尔”的唐纳文(Domovan)便亲自拜访了史带。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获得过荣誉勋章的唐纳文想要利用史带的组织来为美国政府收集情报。唐纳文注意到史带的组织成员几乎无处不在。比如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就曾经被要求为美国海军提供其家人的图片。此外还发生了许多可笑的与情报无关的事件。AIG有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前往北京见当时正在美国海军部门办公室工作的弗里曼，可见到他们之后，弗里曼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来送情报的，他们来见自己的目的居然是要找根雪茄抽。

　　几年之前，当克林顿总统解密了一些二战期间的情报文件之后，人们又发现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2002年《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马克-弗里兹(Mark Fritz)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秘密保险代理人》。

　　在这篇文章当中，马克-弗里兹描述了一支在二次大战期间专门负责收集承包人资料，比如说炸弹工厂蓝图的小组。“他们不只是间谍，还是秘密的保险代理商。这些乔装打扮的保险商为二战时期的间谍们提供了大量帮助，并最终帮助他们彻底摧垮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支小组既是OSS的别动队，又是AIG公司的保险推销员。

　　这些新近解密的情报文件生动地描述了OSS的组成，以及它的高级反情报部门X-2科“虽然他们的人数极其有限，但该小组还是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敌国保险行业，纳粹保险巨头等的重要信息。”该小组从普通的保险文件当中分析出了炸弹工厂的蓝图，潮汐变化的时间表，以及成千上万个关于军事目标的详细信息，其中既有位于曼谷的酿酒厂，又有伯格多夫(Bergedorf)的糖果厂。

本文摘自《保险巨头AIG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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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际集团（Amerrican Internationgal Group,AIG）创立80余年来，经过创办人史带与前执行长兼董事长格林伯格两代的努力，靠着企业管理、财务操作、企业并购及政治权力的运用，缔造无可匹敌的保险王国。
　　创业维艰之时，AIG创始人史带凭借浪漫的冒险精神、剑走偏锋的商业谋略、游刃有余的政商结合的企业运作模式，将企业从上海滩扩展到全世界。1968年之前，他谱出一首与所有欧美跨国大企业完全不同曲调的歌曲：从中国上海起步，瞄准当时欧美大型保险企业忽视的中国寿险市场而迅速站稳脚步；二次大战爆发后，一方面开拓未受战火波及的南北美洲市场，一方面又利用保险业务的客户调查协助官方情报部门，从而建立了深厚而广泛的政治人脉，因此战后随即跟着美国占领军进入欧洲和日本市场。这样灵活而巧妙的经营手法令人啧啧称奇，而这种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逆向”扩展，在欧美跨国企业发展史中更可谓绝无仅有的。
　　之后，史带钦定的继承人、素有“保险教父”之称的格林伯格继续把AIG发展壮大：他营救陷于伊朗危机的员工，比美国政府与情报特遣部门工作效率还要高；促使服务业纳入贸易谈判，利用“超级301法案”打开个别国家的保险市场。
　　本书作者曾是AIG高级主管，跟随格林伯格多年，不仅耳闻目睹、甚且亲身经历AIG在许多国家恩威并施的经营手法，将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完美结合，把“保险必须跟着国旗走”这句业界金言运用得十分透澈。
　　该书是一本寓教于乐的书，AIG从一个当初在上海的小型办事处成长成为如今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国元素的影子至今仍然随处可见。沿着这条路，你将会看到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来自俄国、中国和美国的多元企业文化，并会看到一些改变企业发展的不可预知的神秘事件。
　　本书充满了跨国密谋和老练的商业技巧内幕，《勇攀险峰：格林伯格与AIG传》详细地讲述了创始人史带如何建立他的商业帝国——从最初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到最后成为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并解释了其为何将其交给一个性格坚毅、急躁、意志力强硬、不知疲倦的格林伯格。
　　当格林伯格开始掌舵AIG时，你将会看到他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并使AIG在一年内迅速成长为一个上市公司，同时你也会看到格林伯格与政客、商业专家之间的庞大关系网，以使他成为行业带头人，非盈利以及博爱的社会领袖，甚至成为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