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大调整，未来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将可能延续较长时期，中国外需超常增长的“风光”不会再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演进。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多极化演变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7%上升至2012年的11%左右。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4%左右上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接近40%；而美国同期的贡献率却由30%左右下降至10%左右。西方国家虽然希望继续分享中国稳定发展的红利，但不愿意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会采取或明或暗的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如汇率操纵指责、贸易制裁等。不仅如此，从增长的长周期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调整期。全球针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各项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而且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重大技术变革尚未明朗。因此，全球经济将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很难再有过去那样的国际环境。

　　第二，结构调整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围绕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转型升级是中国在竞争中取胜的根本需要。金融危机之后，结构调整迅速被发达国家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重要举措，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拾实体经济。美国先后发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

　　《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英国加大了创新投入，支持九个创新制造中心建设；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发布了各自的工业振兴计划。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手段，力争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技术制高点。

　　第三，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靠资本高投入、劳动力充足供应且成本低实现增长的模式难以维持。近几年来，中国正逐步迎来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转变。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2012年第一次出现354万的绝对量下降，而且预测至2020年都将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下降，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将继续上升。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抚养压力开始上升，超高储蓄将逐渐成为历史。

　　第四，资源、能源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的环境污染已经逼近人民群众可承受的极限，推动集约发展、清洁发展事不宜迟。经过30多年的高强度开采，国内部分资源和能源已经接近枯竭，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经非常之高。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国际资源、能源市场争夺战将日趋激烈，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低价时代将很难再现。资源、能源高消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2013年入冬以来出现持续数日覆盖我国中东部地区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雾霾，不少城市空气中、重度污染天数越来越多，当前水、土壤的污染亦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状况，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也越来越低。

　　第五，中国正处在由“上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国已成功跨过“上中等收入社会”门槛，正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国际经验表明，由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往往伴随着消费结构的重大升级，对传统消费品的需求将下降，而对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将快速攀升。此外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已经超过50%，未来将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将促进信息、旅游休闲等服务需求的增长，也会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适应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

　　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首先，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依然偏弱。金融危机后，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在外需不断下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刺激消费需求，但是效果并不理想。2012年消费需求所占比重比前些年有所提高，达到49.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低20~30个百分点；而且消费比重的提高还有出口、投资增长幅度下降的因素。培育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主动力作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资源、资本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低成本的要素投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没有实质性的转变。2012年，我国能源消耗量达到25.3亿吨国际标油，超过美国同年的14.5%，约占世界总消费的20.3%。在我国人口红利减弱、耕地红线逼近、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由于对自主创新重视不足，我国产业发展仍缺乏核心技术，长期依赖外来技术，我国的创新系统还未能成为支撑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取得进展，第二产业比重已经从2006年47.9%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的45.3%，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高。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第二产业内部的占比过高，且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我国粗钢产能在2012年底就达到10亿吨左右，到2015年预计达到11.2亿吨；而中国钢铁消费预测会在2015年出现峰值，也就7.5亿吨左右。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复杂资本品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装备制造、关键零部件、高端原材料等大多需要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有所增长，2012年达到44.6%，但研发、营销、金融、保险、物流等对于经济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

　　第四，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这个框架还不够完善，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方面，政府在投资项目审批、要素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越位”的情况，寻租和腐败多发，抑制了市场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这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毫无疑问，在政府与市场这一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真正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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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务实理性地对未来中国经济怎么走、新一轮改革将面临哪些挑战、中国是否会爆发经济危机、消费能否扭转增速放缓、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何新内涵、货币政策会收紧还是放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预判，让读者看清趋势，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