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信任的财经记者(2)

　　胡舒立：第一次是1993年，当时你们在安定门，在一个很破旧的办公室。我记得，我骑自行车去的，你也骑自行车在那。因为当时刚刚采访完美国使馆的纽考克，就是巴尔舍夫斯基之前的那个贸易代表。他就说，我看中国入关可能到我退休也不能完成，而且觉得中国距离特别远。可是我看了一些简单的报道，好像觉得中国的意思是我们决定重新入关，好像一决定就能加入。我想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就打电话给你，给你说要过来采访，就坐那凳子上问你。我当时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动作，实际上很艰难，也非常复杂。

　　主持人：通过第一次采访，您感受到了龙先生说的如果有话要说就找舒立，这么一种信任度吗？

　　胡舒立：我们平时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两种情况，一种当然就是你说的不太喜欢跟你讲；还有一种就比较喜欢用一种简单的、所谓的宣传口径，就讲那么几句。我们觉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以后，应该让大家对比如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界贸易体系这些问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解。当时龙先生是外经贸部的国际司司长，我说这个司长真是懂啊，他就能给你讲得特别清楚，既满足了我的职业好奇心，也可以让我的读者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图案。就不是那么简单地讲，中国就是要怎么样，没有那么简单。他讲到世界贸易的复杂格局，中国参加多边体系和双边体系的区别在哪，多边体系怎么样有利于我们的各种谈判，它意味着什么，对中国各种好处，但是困难确实在什么地方。我当时就感觉到最珍惜的还不光是说官员躲记者不躲记者，最主要的是要坦率地面对记者，我当时对这种坦率觉得特珍惜。但是我觉得我们做记者的，也确实不能abuse。

　　龙永图：滥用。

　　胡舒立：对，滥用别人对你的这种信任。1993年的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条件，我是所有采访都必须录音回去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全部听好几遍，一句话停一下、写一句，最后再自己对一遍。这样的话，比如谈半个小时，我把它变成录音一般要两个小时，做完以后我再一点点想，然后再看。就是一条消息，我都是这么写的。

　　龙永图：这就是为什么你写的东西比较准确。

　　胡舒立：对，你一定要这样。人家跟你口头表达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你要重听一遍才能明白。有时候并不是当场就能够完全消化，尤其像你讲的那些问题都比较难。你记不记得西雅图那次，西雅图我去找你那次？

　　龙永图：舒立那次在西雅图对我的采访，我也很难忘。因为像这样敬业的记者也不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的谈判结束以后，国内外很多记者都追着我，当时我是最忙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说舒立我马上要到美国西雅图开会去了，如果你有机会你就跑来吧。我就随便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把她打发掉算了，跑那么远，她会追到我那儿去吗？哪知道我到西雅图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舒立打来的。她说我来了，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我一下子非常感动。

　　那次西雅图会议，确实是非常戏剧性。本来在西雅图会议上要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在乌拉圭回合以后的另外一次谈判，就是后来的多哈回合，当时想叫西雅图回合，但是美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上街游行，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全球化，所以整个会议就没法开了。我记得开幕式那一天，本来会议早上九点钟开始，我们一直到了八点钟，汽车还是不能出门，因为我们住的世纪饭店前面的大街全部给游行者挡住了。当时我们确实非常恼火，我们参加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开幕式都不能去，对于中国代表团是个很大的事情。你知道中国代表团是最守时的。所以我就和李肇星同志说，当时他是中国驻美国大使，我说肇星咱们得想点办法。后来我们就派人打前站，怎么能够绕过游行者，他们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所以那天我和肇星同志，我们两个人就是走地下通道，从世纪饭店到了开会的会场。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打了一场地道战。总算到了大会开幕式的会议厅，但是很遗憾，到了会议厅，只有中国代表团在那，其他人根本没有想做这样特殊的努力。所以那次在西雅图确实是兵荒马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舒立我都不知道她是打的还是怎么跑到世纪饭店，找到我们进行这次采访。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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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