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车上的“特殊采访”(1)

　　主持人：西雅图那次应该是胡女士对您的第二次采访吧？

　　胡舒立：其实1993年、1994年的时候，采访挺多的。中国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1995年关贸总协定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之前我们曾有一次比较大的努力，希望能够冲进去。就是说在1995年以前争取进去。因为一旦变成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它的谈判各种条件就会不一样。当时我在《 中华工商时报 》，我们比较清楚这件事对中国其实是很大的事情，也很关注。所以我们报纸持续报道比较多。

　　龙永图：1994年是一个坎。1995年1月1日关贸总协定就要改成世界贸易组织。如果我们在1994年年底以前结束谈判加入关贸总协定，我们就可以成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

　　胡舒立：而且当时好像可以延到6月份，就是第二年6月份以前加入都可以，所以当时想冲刺一下。

　　龙永图：当时舒立她们就非常敏感，感到1994年年底的这次冲刺，可能是整个复关谈判决定性的一个战役。当时我们也确实把它当成一个决定性的战役，中央也花大力气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希望我们能够在1994年年底以前把它解决掉。国务院还亲自发出邀请，把关贸总协定的总干事彼得R26;萨瑟兰邀请到中国访问，希望做他的工作，支持我们中国年底前加入。那次舒立非常巧妙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采访萨瑟兰。因为萨瑟兰来中国的时候，要采访他的记者太多了。舒立是《 工商时报 》的记者，不是我们主流媒体的记者，主流媒体的记者一般来说都是要抢占整个采访的先机。当时我对舒立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信任度，但是萨瑟兰在中国的时间特别短，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只有一个游览活动就是去长城，他说这是我的梦想。我对她有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就说行，你陪着他上长城吧。所以萨瑟兰刚要坐车到长城的时候，我把舒立拉过来说，你上车，在车上采访他。

　　胡舒立：你给我说，他就在那车上。然后我把车门打开说：May I join you（ 我能加入吗 ）？他说yes。

　　龙永图：因为萨瑟兰也搞不清楚，以为是什么特殊陪同，舒立就上去了。我知道来回起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你可以充分地采访；而且他也会在一种比较relax、比较轻松的心情当中接受舒立采访。所以那次对萨瑟兰的采访，绝对是独家采访。因为就在车上，除了一个陪同以外没有别的人，所以我这个人胆子也是比较大的。照理来说，一个记者对于当时作为总理级客人的萨瑟兰的采访，应该是比较慎重的，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塞在车上去进行采访，但那次采访非常成功。

　　主持人：您这种行为，有没有引起其他媒体同行一种反对的声音？

　　胡舒立：也没有，人家根本就没想到，他们根本就没这个要求。他们都想参加新闻发布会，希望在新闻发布会上能够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后来我和他一块从长城回到这边，一起进新闻发布会的会场凯宾斯基饭店，看到很多朋友、同行，人家根本就无所谓。有些比较官方的媒体会觉得，我即使谈这么长时间也不能登多少。要知道我们《 工商时报 》对这个主题特别重视，觉得冲刺GATT（关贸总协定）这个主题特别重要。还有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即使是采访个十天十夜，最后只能登一点，作为一种职业生涯的积累和记录，我一定要有。但有些记者就会觉得，我采访一个小时就得变成一篇稿子，不然投入产出比就不合适。所以个人想法不完全一样。

　　龙永图：所以这个记者的敬业精神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讲萨瑟兰的日程表上已经讲了，几点在凯宾斯基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家都说这是了解萨瑟兰的最好时机。但是你想想，在那么多记者参加的情况下，你最多有半分钟的时间提问，但是她是四个小时的提问。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记者。

　　主持人：实际上通过这种采访，跟被采访者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给自己搭建一个平台，这是您的一个特色？

　　胡舒立：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问关于记者和被采访者关系的问题，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谈到，比如说我和谁谁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是一种职业关系，像我跟龙先生，肯定是从来没一块吃过一顿饭。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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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