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车上的“特殊采访”(2)

　　主持人：这十多年当中只有采访？

　　胡舒立：就是采访，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心灵的沟通、信心的沟通，就会很信任。比如说，被采访对象会觉得我们对他的采访是准确的、可靠的，我不一定写得充满了很好听的词，表扬稿一样，我们是不写表扬稿的。我们其实就是准确地写事实本身，但是被采访对象会觉得你对他的理解是准确的，你表述的这个事实是清楚的，他对这个东西是认可的。

　　从我们讲，我们喜欢找这种采访对象，他对你是坦诚的，愿意接触你。第二，我们不喜欢被采访对象仅仅是想利用记者。怎么分别接触和利用呢？就是看他是否真的坦诚相交、是否真的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也有一些人喜欢跟记者打交道，但是你很快就发现，他就是想要你表扬他，没有别的目的，而且不表扬他就难受。这种被采访对象我们也不是说就不接触，但是反而会使记者感到不信任。

　　龙永图：我觉得她对我们的采访，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刚才我们谈到1994年的冲刺，那个年底的冲刺，应该说是很悲壮的。那次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希望能够在1994年底以前结束谈判，最后光荣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当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那一次谈判的冲刺现在回过头来讲，当然谈判对方的强硬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内部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机制上的问题。后来舒立写的报道里面，非常客观地讲到了我们谈判失败的原因。当时的谈判要进行一个月的时间，在西方国家的谈判阵营当中，我们感到薄弱环节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它们要求比较简单，就是要解决羊毛的问题。我们就想在西方阵营当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过来，我们和美国、欧洲的谈判就会出现很大的转机。所以当时的话，我确实想在羊毛的问题上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做一点让步。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关心的就是每年羊毛的进口配额，就是每年到底可以向中国出口多少羊毛。最后我们各个部门协调的结果就是最高能够进口16.9万吨，你看16.9，就说明当时部门之间的这个讨价还价是多么激烈，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出来的价就是要进口18万吨。

　　主持人：那也不多啊。

　　龙永图：是啊，我觉得差距并不很大，所以一直做各个部门的工作，能不能够把配额量增加一点，满足一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有些部门的同志一下子就给我上纲上线了，他说龙永图你知不知道，羊毛涉及到我们少数民族的生计问题。如果进口的羊毛太多的话，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牧民可能很多都要破产！这个帽子一上来，谁敢再增加多少。所以我们只好坚持每年只能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16.9万吨的羊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觉得我这一点要求你都答应不了，它们就一下子翻脸，全面支持美国。所以我们整个谈判一开始就处在一种非常艰难的态势。

　　最使我难过的是我们回到北京以后一查，我们当年，1994年进口了30万吨羊毛，过去五年平均每年进口22万吨。我们到底一年进口多少羊毛都没有数，谁也说不出来，就搞出这么一个奇怪的16.9万吨，然后坚持用这个16.9万吨，最后就谈不成。所以我们就深感中国的体制上，各个部门之间的不沟通、不协调，造成了这么一个对外谈判严重的、本来不应该是困难的问题。我记得你给我报道的时候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批评任何一个单位，也不可能批评我们这个体制，但这绝对是我们的体制问题。

　　主持人：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会不会直言自己的这些烦恼呢？跟胡舒立女士。

　　龙永图：我就把具体的情况跟她讲，但我不做结论。同时我也讲了，说明我们这个进口体制存在着多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报道一定要严密、准确，要真实，才能真正地在社会上有重大的影响。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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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