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财经报道(1)

　　龙永图：我认为现在社会上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本来这个事情不是个事，但是由于老百姓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搞出很多小道消息，搞得这个小报或者是网上，这个不准确的消息满天飞。所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财经记者、包括所有的记者怎么样能够充分地、准确地报道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百姓和政府，和有关的大企业能够同时知道一些重要的信息，不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信息不对称，马上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舒立讲的关于财经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地、大量地、准确地报道信息。

　　胡舒立：对对对。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在一个转型期，就是说它的社会形态更加复杂一些，变化更大一些。因此对中国这个转型社会的认识，实际上对记者的挑战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西方的记者有其他方面的这种竞争、困难、压力，但总的来讲，它的社会形态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比如我1982年去美国，和现在去美国，它有很大的变化，但你不会觉得就是天翻地覆，你都恨不得重新认识一遍，没有到这种程度。但中国这些年，它在这么一个经济转型、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它的深刻程度，应该说我们作为历史记录员，怎么样更准确地讲这段历史，确实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首先就表现在你能够对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重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主持人：您在国外也待过，不知道您关注国外的财经杂志没有？

　　龙永图：我觉得国外的一些财经报道，都比较具体。

　　胡舒立：对对对。

　　龙永图：它不像我们的有些报道比较模糊。比如我们的这些报道，都写“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哪个部门？外国记者、外国报纸一般就说美国证券交易所最近透露什么，人家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我们都说，“双方进行了磋商，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什么重大问题？看到这个报道以后一头雾水。所以外国的财经报道，就是非常准确，然后它有可信度。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马上就可以打电话给发布消息的单位，说到底你是个什么情况。

　　胡舒立：我们《 财经 》杂志现在采取的就是说，记者为了向被采访对象守信用，他不愿意说，我们要保护他。哪怕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他不愿意说我们也要保护他。但是你至少要有两个以上消息来源，才能写这个稿子。并且谁跟你说的，你得让我们知道。只要是《 财经 》报道的，就必须是真的。我并不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的东西，不是给你参考一下，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我一定得确定它是一个事实，要定这么一个标准。

　　主持人：关于财经报道定位的问题，比如说《 华尔街日报 》它的发行量很大。在我们中国，我觉得很多财经杂志，它的高端人群很多。你们《 财经 》杂志是怎么定位的？

　　胡舒立：我们不是像insuation investor这样的，就是只给业内的所谓高端人士看。我做的还是大众的刊物，我是新闻导向。另外我希望更多的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都能看，我们还希望谈一些比较深的问题，但是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谈，希望有兴趣的人都去看。另外我们认为公众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公众应当看。

　　龙永图：我想提出一个普及版的问题。现在炒股，现在我们中国股民那么多，对于股票市场的了解那么少。所以完全用你们《 财经 》杂志那种专业语言，我估计一般老百姓一是没有时间看，第二是看得稀里糊涂的。能不能用一种深入浅出的语言，把这个股市的问题讲清楚？

　　胡舒立：我们也写很通俗易懂的文章。我曾经谈过，弱势群体应当远离股市，这话很通俗吧。这种事情你不能仅仅靠媒体，就是说，媒体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媒体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关键在于媒体有没有说，对吧？这件事如果整个的媒体都保持沉默，那媒体就有责任。如果媒体在说，那我觉得媒体应该说在尽责。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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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凤凰卫视集团董事局主席刘长乐、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等中国文化界名流展开思想碰撞，畅谈正在崛起的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