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起了一个灭火队员的作用

　　主持人：1997年，我觉得一个“难”字可以形容您当时临危受命，担任WTO的首席谈判代表。对于亚洲经济，也可以用一个“难”字来形容。您觉得亚洲金融危机对您的谈判有什么影响？

　　龙永图：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是那种恐怖的经济环境，对整个谈判造成了很大困难。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已经那么困难了，再开放还得了，所以国内的所谓保护主义的那种思想，国内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阻力越来越大。当时中国的银行业也好，保险业也好，更不要说证券、资本市场，应该说是非常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健康的。所以在整个谈判当中，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哪一个行业，我们国内的哪一个产业越健康，我们开放的程度就会越大，谈判的回旋余地就更大，我们在谈判中就会更理直气壮一点。但是哪个行业越弱、越不健康、越捉襟见肘，哪个行业的谈判就越困难。当时为什么那么困难，就是我们的银行业、保险业，我们的资本市场太弱，可以说经不住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冲击。

　　主持人：说到这个资本市场，我记得龙先生在进行WTO谈判的时候，有一句话您是这么说的：最低底线不能开放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如果开放会带来什么后果？

　　龙永图：在当时这种背景之下，中央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当中，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就是暂时不开放资本市场。这个决定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回想十年前，当时我们的银行体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当时我们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监管的能力、监管机构的成熟程度，和现在都是不可比的。现在回过头来，如果十年以后我们再谈银行业的开放和保险业的开放，我们的信心就更大了。正是因为这样一条底线，才使得我们中国免于东亚金融危机这样的一场灾难。可以说由于资本市场没有开放，就有一个很高很高的防火墙，阻挡了金融危机向中国蔓延。而且正因为有这样一个防火墙，才使我们中国有一定的能力，当时我们外汇储备也比较多一点，才提出人民币不贬值。这样就使得中国在整个东亚危机当中，像当时一些朋友讲的，起了一个灭火队员的作用。当时一场大火整个席卷了东亚，当时我们中国由于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等于是拿了一大龙头，把这场火给灭掉了。当时给中国的评价是很高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出一身冷汗。如果我们当时同意开放资本市场的话，我们这帮人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主持人：所幸的是我们还是幸免于难了。关于这一份幸运，也有人总结说是中国经验，或者是其他原因，您是怎么看的？

　　汤敏：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经验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除了刚才龙先生说的，我们的资本市场有节奏地开放之外，有一点大家往往重视不够、了解不够、谈得不够，就是出现了危机以后如何化解危机。你看中国当时受了很大的冲击，但很快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其他国家没出现过的。比如说中国在全世界率先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他国家危机出现以后都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减少开支、政府卡项目，使得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我借钱，赤字财政，当时占4％、5％GDP的赤字，大量的赤字，这个给全世界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自从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接着马来西亚等几个国家也开始采取这个政策，而且国际上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开始反思，原来那些政策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像刚才说的，我们下很大的功夫、花很大的成本改革我们的金融行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汇率，当时就是顶住，就是不贬值，使得危机开始冲击中国的时候，没有很快地扩大，而且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就使中国经济后来走向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

　　危机不可能不出现，总要出现的，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预警机制，就像预报天气一样，预计危机会不会出现，有没有很多危机的苗头。第二，危机出来以后，我怎么样灭火，怎么样很快地灭火，我把这一套东西放在保险柜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关键的时候，就像长江大堤开始出现缺口了，这时候我们坛坛罐罐就要往里砸，就要把船沉下去，这个时候不救起来，最后防洪大堤整个崩溃，那时候损失就更大了。

本文摘自《与龙永图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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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永图与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政界、经济界风云人物展开对话，纵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