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激情岁月(5)

    1991年年底，这起兼并案正式实施，国有独资的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挂牌成立。而意气用事的宗庆后“主动为市政府分忧”，不仅全盘接收了杭罐厂的全部资产负债以及所有超过2 200名员工，还领头立下军令状：半年内扭亏，让杭罐厂重振雄风。

    兼并后的第二天，《杭州日报》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此文的作者就是曾去娃哈哈调研的杨新元和市委办公室主任杨树荫（现任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在报道的右首，是由沈者寿亲自命笔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杭州日报》以鲜明的倾向，毫无保留地对兼并表示支持与肯定。

    有了政府和媒体的双重支持，在娃哈哈集团内部，宗庆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规定“不拉帮结派，唯德唯才是举；不吃大锅饭，论功论绩奖励”，在厂内推行“黑板干部”、“奖勤罚懒”等一系列新举措。到兼并之后的100天，杭罐厂实现了扭亏为盈。

    对此，《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而上海《文汇报》更是以三倍于浙杭两报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后来有观点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让娃哈哈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在1991年宗庆后进行的这场“资本运作”中，宗庆后即对产权关系相当重视，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

    在那之前的企业改革中，无论是“放权”还是“政企分开”，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权关系问题。政府仍然是企业“天然的管理者”，既是资产拥有者，又是资产的支配者，而企业实际经营仅仅是个“影子法人”，这是各种侵权、干涉、摊派、扯皮现象难以杜绝的根源。而娃哈哈现金收购杭罐厂之后，企业资产固然是国有的，但娃哈哈拥有了真正的法人财产支配权，政府无权干涉它的经营活动。

    宗庆后日后强势的行事风格也可从中略窥一二。例如，兼并之初，宗庆后拍板决定停掉亏损严重的罐头生产线。当时，杭州郊县临安香菇丰收，大量产品积压，市里有关领导希望他协助销售。宗庆后表示，原本与杭罐厂签订了供货合同的部分菇农，他可以按照合同酌情补贴损失。至于其他菇农的销售问题，“那是政府的事，跟娃哈哈没关系”。

    对于彼时的宗庆后来说，他或许更加关注市场“成绩单”——1991年，娃哈哈集团创产值2.5亿元，税利4 000余万元，两项指标均比上年翻了一番。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 933万元，流动资金2 842万元，专用资金4 576万元。而据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 293万元。

    短短5个年头，宗庆后功成名就，他本人也开始获得人大代表等政治荣誉。

本文摘自《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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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业史上异常火暴却又真实无比的案例，中法“联姻”，双双“出轨”，舆论战、资本战、司法战……充满重重玄机，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离婚闹剧”，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资本鏖战。本书是迄今记录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合资纠纷事件最权威、最全面的读本，也是管窥一家“计划外国有企业”（宗庆后语）蜕变为民营企业的最佳案例。本书紧紧围绕“达·娃”之争这一事件，从事件的肇始、发端、铺展、截至目前的最新动态等，全面描写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相应的鲜为人知的背后内幕。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调查和丰富的资料整理，解开了一起多年看似美满，实则貌合神离的跨国并购“婚姻”是如何最终“出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