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分南北：“碎片化”之外的重构

    也许再找不到一个省份能呈现出像江苏这样的特点，显著的地域经济分割和悬殊的发展落差。

    江苏的富庶众所周知，但作为悖论存在的是，作为江苏10万平方公里地域的首尾两端，苏南与苏北的落差可谓触目惊心、令人不胜喟叹。一省之内，地域发展如此不均衡，江苏堪称典型代表。在江苏学界，有人形象地将之品读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碎片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江苏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样本省份。在“最中国”的背后，如何填平经济发展的鸿沟，实现省域经济的统筹均衡发展，对于江苏的主政者而言，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江淮大地上的万千苏商，则是承载这一使命的重要角色。在逐利本能和成本、环境压力所选择的产业转移行为之下，苏商的“金钱脚步”暗合着政府的引导。

    跨过长江去，向北，向北。

    实力雄厚的苏南企业北上，其实不那么容易。传统以来，苏商的乡土观念不仅反应在少有跨省投资外，甚至在一省之内也是少有互动交流，各自安之若素地守着一亩三分地，不作它图。

    即使企业在做大之后，想着跨出狭小的本土，更多也只是酝酿着是否有必要将总部迁移到上海去。

    打开地图，江苏行政区划下的13个市，有10个临近山东、安徽、浙江和上海，3市靠海，8市沿江，江海文化在这里交汇；文化上，历史上为齐鲁故地的徐州和处于“吴文化”中心地带的苏州几乎风牛马不相及，苏南就是江南水乡，典型的瘦小、纤细、地地道道南方人的精灵秀气；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有着山东人的高大孔武和豪爽侠义。走访江阴时，很多江阴人认为与仅有一江之隔的泰州人有着“天壤之别”，在部分江阴人的语气中，还多少流露出一种对江北地区的不屑。

    进军苏北，已不仅仅是弥补和缩小苏北苏南两地发展差距的简单问题了。超越了企业自愿与否的情感层面之上来看，江苏省内资本的“北向流动”将是江苏地方政府“新苏南模式”重塑与化解江苏经济发展“碎片化”症结的重要战略举措。

    苏商北进，压力不惧，有现实的利益驱动，也有使命的担当。

    进军苏北，首先凸显着出一个命题：苏南在经历了20多年的工业化实践之后，如何应对更高层次的产业竞争，以保持经济活力与张力。

    我们先从苏南重塑说起。

    “苏南作为传统的大型制造业基地，有很大一批占地多、能耗大的生产制造类企业。从苏南未来的发展路径和定位来看，现有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要从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向以科技带动、高附加值的高精尖制造业方向转化。”身为江苏省政府经济发展专家智囊机构成员之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表示，“苏南的传统制造业向苏北转移具有两重意义：增援苏北、重塑苏南。”

    此种情形下，苏南传统制造业的转型与转移也就成为必要。苏南的企业家群体，面临两种选择：或者重新择地而居，或者配合上海定位，重塑产业形态，加强产业升级，提升技术含量，保持并维护以技术创新为根基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许多苏商不乏清醒认识，比如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从传统电缆制造起家，做到如今120亿元的规模，但蒋锡培深知，除了在电缆制造技术方面不断更新，加强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外，还从近年起开始涉足具有产业关联性的新材料领域。“碳纤维本来是用于航天产业的，现在我们开发用于电力方面，这一领域的投入是为了确保我们具备新的增长优势。不进行创新发展，企业将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很多企业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满足于一城一池得失，守土不离，进取心不足。长远看，不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很多苏商的路子会越来越狭窄。”

    苏南重塑的大背景下，苏南制造业向苏北转移，在政府看来是顺势而为的事情。既能让地理位置优越的苏南腾出空间，让位给更具竞争力和科技含量的产业。同时，产业转移也能充分带动处于工业化前期的苏北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如此一来，二者兼顾，苏商在此中一肩双挑。这样的大势之下，每年从苏南流向苏北的资本都达到近千亿元的规模。

    虽还有着诸多未知，但一场牵扯着苏南和苏北共同命运的商业流转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本文摘自《中国商帮新势力之崛起：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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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08，这是中国本土商业力量的生成与壮大的30年，我们将之视为中国商帮勃然兴盛的黄金30年。绵延至今的商业递进，催化、激活了中国商帮的更迭与嬗变。人们激赏领袖企业的层出不穷，更呼唤抛却浮躁的理性繁荣。
　　前所未有的商业发现之旅，以作者为首的财经记者团队历时5个月的长程踏察、深入追访，重新定义、理性思辩中国九大商帮——闽商、豫商、鲁商、苏商、浙商、徽商、粤商、晋商、潮商，全景呈现中国“新社会阶层”——商帮新势力的屹立与蜕变、历练与跃迁。
　　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商帮新势力苏醒与复兴、对接与扬弃、探求与反思的断代史，也是记述中国地域文化和商业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