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江阴：苏商的不同路径选择(2)

    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创造出经济奇迹，但许多苏商却并不太满意这样的模式。“吸引外资自我发展无可厚非，但是不是江苏所有的地方都应该、都能克隆苏州经验？”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锦兰并不讳言其对“苏州经验”的中性立场。刘锦兰的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钢帘线生产企业之一，他感受最深的是只有本土商业力量成长起来，江苏的未来才能有更坚固的保障。

    南京一德集团董事长陈俊则表示，苏南乃至江苏能否成为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并不仅仅取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地民间商业活力的激发与互动。”看来，引进外资的确是迅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力法宝，在外资和民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产业互补。“但从根本上说，江苏的真正崛起还是要依靠众多成熟的本地企业支撑。”

    如果江苏各地不加选择地学习苏州和昆山，其潜在的弊端不仅仅是压缩了现有民营企业的资源，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本土商人的创业热情。“苏州当地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于给外企打工，自身的创造力和创业意识并不浓厚，这不利于苏商本土力量的壮大。”刘锦兰表示，日本、韩国的崛起正是因为其内在机制培育出大批有竞争力的本土制造企业。“马来西亚也能生产戴尔、索尼、阿迪达斯品牌的产品，但它赢得的敬意又有多少？”

    同时，很多时候外资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令作为苏商主力的民营企业不满。“在外资本已相当强大的情况下，政策还向外资倾斜，这对民营企业是不公的。”刘锦兰说。

    事实上，在经历了多年实践和理论层面的争论之后，包括苏州在内的江苏省各级政府也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引资“外生型”和自主发展“内生型”两条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合理搭配问题。

    　作为自主发展的“内生型”经济的代表，江阴可谓是江苏省内的翘楚。依靠“内生机制”，江阴成为批量制造苏商新势力的“基地”。

    上世纪90年代，与苏州、无锡选择外资进入的“打工经济”不同，江阴开始大量从上海引进设备和资金，承接了纺织、钢铁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举奠定了江阴如今的工业基础。

    说到现在的苏南，说到江阴与苏州、昆山的比较，江阴市委书记王伟成依然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江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明显多于苏州和昆山，民族工业实力明显强于后者。”

    时下，在江阴已经上市或即将挂牌的公司中，不乏国内颇有知名度和经营实力的企业，如华西村、法尔胜、凯诺科技、四环生物、江苏阳光、澄星股份、双良集团等22家上市公司，他们支撑起了证券市场上带有传奇色彩的“江阴板块”大半天下。　

    一个县级市拥有22家上市公司，江阴创造出一个区域苏商群体的资本传奇。

    “江阴的路子其实是传统产业＋上市公司，企业发展创新去上市，又依靠上市筹来的资金发展企业，这对江苏民企业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苏商》杂志主编俞文勤认为，从苏商的未来发展路径看，“江阴模式”更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谈到江阴，不能不说到“中国第一村”华西村。当江阴的其他地区都已将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苏南模式”扬弃，选择新的发展路径时。华西村却坚定地继承“苏南模式”的衣钵。当“苏南模式”不可避免地在江苏乃至全国各地凋落时，华西村却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将集体经济做的有声有色。

    放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华西村是一个颇有些奇怪的存在。它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苏南地区工业化的另外一种版本。

本文摘自《中国商帮新势力之崛起：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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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08，这是中国本土商业力量的生成与壮大的30年，我们将之视为中国商帮勃然兴盛的黄金30年。绵延至今的商业递进，催化、激活了中国商帮的更迭与嬗变。人们激赏领袖企业的层出不穷，更呼唤抛却浮躁的理性繁荣。
　　前所未有的商业发现之旅，以作者为首的财经记者团队历时5个月的长程踏察、深入追访，重新定义、理性思辩中国九大商帮——闽商、豫商、鲁商、苏商、浙商、徽商、粤商、晋商、潮商，全景呈现中国“新社会阶层”——商帮新势力的屹立与蜕变、历练与跃迁。
　　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商帮新势力苏醒与复兴、对接与扬弃、探求与反思的断代史，也是记述中国地域文化和商业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