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企业：远与近的辨证(2)

    与从事商品贸易的徽商和金融票号的晋商不同，苏商是注重实业的新式商帮。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于是临近上海的苏南商人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上海见识了洋人现代化工厂之后，便纷纷回到家乡操办起冶金、纺织、服装、航运等制造业。“实业救国”的浪潮中，涌现了荣德生、张骞等一批人物，而那时，苏商所办的实业工厂无论资金规模还是工厂都远居其他商帮之上。上世纪20年代，苏商的阵容空前强大，成为当时中国一股不可小视的经济力量。

    “近代苏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苏商》杂志主编、国际苏商联合总会秘书长俞文勤表示。他认为，苏商历来以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因为江南士绅们的不断加入，提升了苏商的文化素质，而这也是苏商有别其他商帮派系的标志之一。俞文勤眼中的苏商低调做人、埋头做事，远官僚，亲商人。历史上的苏商与官员过从不密，奇迹般规避了因改朝换代导致的商业沉浮，存活于世。

    这样的传统在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却发生了迥然的异变。这种异变来自于“苏南模式”的诞生。

    　苏南乡镇企业出现后，苏商的“远官”传统在独特的企业经营模式下被扬弃，纠缠不清的产权归属，让企业家既烦恼又不安心。受困于体制，又受惠于体制，新一代尚未成形的苏商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接受了企业与政府、商人与官员之间模糊朦胧、似是而非的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下来。

    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就亲历过与政府之间颇为复杂的关联。

    在江苏企业界，蒋锡培素有“红色民营企业家”之称。在远东二十多年的发展中，蒋锡培把“红帽子”戴了又摘，摘了又戴，前后进行了四次重大的企业体制改革。而尤以第一次更能说明问题。1992年，他将自己创办的私人企业主动改制为集体企业。“那时候，乡镇集体企业容易得到政府支持啊，贷款融资更容易。民营企业很困难，为了发展也只能这样，乡领导来劝，想一想也就同意了。”这一次与政府的亲密合作，让发展初始的远东摆脱了资金危机，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作为“苏南模式”的一个样本性企业，与政府的亲密性关系，让远东成为政府襁褓政策的受益者。后来，“苏南模式”陨落，蒋才又通过改制，归复民营企业的本色（详见《“红色民营企业家”蒋锡培：终结苏南模式》一文）。

    不管是“根正苗红”的集体企业，还是戴上“红帽子”的私企，在“苏南模式”风行一时之际，政府的强有力的身影一直盘旋在企业的四周。当时光以降，苏南模式从高空跌落，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苏南模式”中政府与商业之间多年密切的勾连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新一代苏商群体的“政企理念”。

    至今，作为江苏本地的企业，远东集团保持着与政府密切的联系，政府的影响力以独特的方式渗透到企业的运行之中。远东甚至协助政府，为别的民企提供过“关怀”。当初寂寂无名的无锡尚德起步时，缺少资金发展。在政府的安排下，远东和其他几家企业，各出一部分资金参股尚德，扶持其成长。而在尚德实力壮大后，即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前，远东集团又遵从政府的授意，将投资撤回。

    上世纪90年代，江苏以乡镇、村两级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最辉煌时，就业人数达到1000万，占到GDP全省1／3，工业产值的2／3，农村经济总量的4／5，县域经济总量的90%以上。世纪之交乡镇企业改制的开始，同时又是民营经济大批涌现的开始。如今，翻看江苏前100强私营企业名单，超过半数都是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位列前几名的华西集团、阳光、红豆都曾是清一色的“红帽子企业”。“没有过去的乡镇企业，就没有今天的江苏民营经济”。江苏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毅彪坦言。

本文摘自《中国商帮新势力之崛起：1978—2008》

---

　　 　1978-2008，这是中国本土商业力量的生成与壮大的30年，我们将之视为中国商帮勃然兴盛的黄金30年。绵延至今的商业递进，催化、激活了中国商帮的更迭与嬗变。人们激赏领袖企业的层出不穷，更呼唤抛却浮躁的理性繁荣。
　　前所未有的商业发现之旅，以作者为首的财经记者团队历时5个月的长程踏察、深入追访，重新定义、理性思辩中国九大商帮——闽商、豫商、鲁商、苏商、浙商、徽商、粤商、晋商、潮商，全景呈现中国“新社会阶层”——商帮新势力的屹立与蜕变、历练与跃迁。
　　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商帮新势力苏醒与复兴、对接与扬弃、探求与反思的断代史，也是记述中国地域文化和商业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