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与江阴：苏商的不同路径选择(1)

    苏商重新走进公众视线，是上世纪80年代。

    其时，中国人终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那时贫穷犹如一根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让人疼痛不已。著名诗人舒婷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向往：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那个时候开始，苏南以上海为依托，乡镇企业大行其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宽松的商业政策让苏南的乡镇企业狂飙突进。

    “那时侯，我们这里绝对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苏南的整个农村都在办钢铁厂、五金厂。”2007年9月初的一天，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道。“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些？因为种田实在赚不到钱，搞小工厂之前，我们全村人拼死拼活干一年，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元，而只有20个人左右的小五金厂轻轻松松一年下来也是24万元的产值。”

    吴协恩回忆，当时全国各地奔赴苏南考察的人员源源不断，华西村几乎成为“朝圣”之地。著名的江阴籍文学家81岁的叶圣陶还为当时的老书记吴仁宝写了一首赞美诗：“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那时乡镇企业不仅是江苏省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也成了全国乡镇企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样板。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彰显，“苏南模式”由此从云端跌落。

    “一定意义上讲，苏南模式自打开始就是先天不足，那时很多的乡长、镇长同时担任企业一把手，这种官商兼具的身份，导致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直接任命的干部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和积极性，业就此衰落也就不奇怪了。”商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成志明教授如是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一种经济运行制度的选择是怎样影响到企业乃至地方经济的命运。苏商，作为制度的直接施加者和经济运行的主体力量，更是无法超脱。

    当苏南经济重新焕发勃然生机之际，相信很多人应该不会淡忘曾经辉煌一时，又猛然消沉的“苏南模式”。如今，往事已去，“苏南模式”创生早期的制度环境、历史局限都已消解于市场法则的更迭交替与时空交错。“苏南模式”的伤与痛，会否给今日的江苏带来持久的警示？江苏又该选择怎样的工业化之路？苏商的未来又在这样的选择中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疑问一直没有清除——即使在诞生并延续着“苏州奇迹”的今日。

    苏州是一个奇迹，一个GDP增长的奇迹。

    当依托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衰落之后，短短10多年时间，以强势政府为主导，通过强有力的招商，苏州横空出世，一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苏州模式依靠大举吸纳国外工业资本，完成了

    GDP跨越。

    苏州经验、昆山路径的示范效应下，从苏南到苏北，招商引资的大潮漫天席卷，迄今势头不衰。江苏作为国际资本最为青睐的地区。2005年江苏FDI(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48%，高出全国比例近一倍。外资对于全省经济的贡献，也经常在三种资本中高居第一，如2005年江苏省经济总量增长14.5个百分点，外资贡献了6个百分点，高于公有制的3.6和个体私营经济的4.9。

本文摘自《中国商帮新势力之崛起：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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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08，这是中国本土商业力量的生成与壮大的30年，我们将之视为中国商帮勃然兴盛的黄金30年。绵延至今的商业递进，催化、激活了中国商帮的更迭与嬗变。人们激赏领袖企业的层出不穷，更呼唤抛却浮躁的理性繁荣。
　　前所未有的商业发现之旅，以作者为首的财经记者团队历时5个月的长程踏察、深入追访，重新定义、理性思辩中国九大商帮——闽商、豫商、鲁商、苏商、浙商、徽商、粤商、晋商、潮商，全景呈现中国“新社会阶层”——商帮新势力的屹立与蜕变、历练与跃迁。
　　这是一部记录中国商帮新势力苏醒与复兴、对接与扬弃、探求与反思的断代史，也是记述中国地域文化和商业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