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和中等阶层的壮大

　　市场经济以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它的一极是少数权贵，另一极则是广大的贫苦农民。当时也存在一个主要由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组成的中等阶层（middle class，或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他们在封建庄园制农业的汪洋大海中人数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会的大局。

　　进入近代以后，中等阶层增加了以中小资本家（在旧中国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新成员。但是这个社会阶层的力量依旧单薄，仍然受制于大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受到后者的压制和打击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307页。。

　　等到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全面转向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变得愈来愈重要，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才开始形成和日益壮大。比较一下恩格斯1845年和1892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作的分析，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端倪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34页。。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专业人员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使“新中等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作用凸显，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elite，或译“精英”）。第一，他们的人数剧增，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工薪阶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1900年白领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的17％，到了1970年，上升为47?5％；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人数比例1900年为2∶1，到了1970年变成1∶1?3道格拉斯R26;诺斯（Douglass C?North，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8页。。第二，由于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甚至超过了“以剪息票为生”的中小资产者。第三，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也大为提高。《大国崛起》中谈到的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和20世纪中期罗斯福新政（New Deal）打击寡头和缩小贫富差别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

　　中等阶层的兴起使传统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社会”转化为现代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哑铃形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动乱，而“橄榄形社会”则趋于稳定。

　　正在高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一个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针，这是一项基于正确社会分析作出的明智决策。然而在前一时期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些论者把分析传统社会结构时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国当今的社会，把社会人群简单地划分为“精英”和“草根”、“权贵”和“弱势群体”、“富人”和“穷人”两类。我认为，采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应属于大众一边的企业家、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医护人员、教学人员等划入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这种做法，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等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提供掩护的作用。近期以来，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恣意破坏住宅、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对于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一些国家走向富强的途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市场经济、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会结构中的中等阶层兴起等变化。当然，这并没有穷尽各国繁荣兴盛的奥秘。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教育的普及、国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国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上面讲到的五个共同因素，各国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长短优劣。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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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