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正如D?诺斯所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D?诺斯和R?托马斯（Doug lass C?North and Robert Thomas，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这里所讲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市场经济。

　　在目前的中国，相信计划经济（命令经济）较之市场经济更具优势的人已经很少了。容易发生的误解，是由于忽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决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愿性参见J?麦克米兰（John MacMillan，2003）：《市场演进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把它和16—18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混为一谈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两类，也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这容易使人误以为重商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子类。现在看来，按照我在上个世纪的做法，把它们称为“原始资本主义”，也许更好一些。W?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则把它们称作“坏的资本主义”（见W?J?Baumol，R?E?Litan and C?J?Schramm(2007):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好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及增长和繁荣的经济学》），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作者2007年5月补注。。在重商主义的条件下，虽然货币交换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交换形态，市场和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它具有两个和市场经济很不相同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而不是由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二是把尽量多地积累货币财富作为国家目标，而不是由个人和企业的最大化目标驱动。

　　西欧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6世纪初，它凭借从事航海活动的先发优势和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海上霸主和最大的殖民国家，并且在查理第五的统治下建立了横跨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义政策并没有给西班牙带来持久的繁荣。这是因为：第一，虽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动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据历史记载，1503—1660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财富多达白银18600吨和黄金200吨），然而这些财富并没有被投入生产活动，相反，为了维持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财政却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从1557年到1647年，西班牙皇室六次宣布破产参见D?诺斯（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1页。。第二，大量贵金属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长了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和好逸恶劳的懒惰习气，而农业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制造业也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造成了普遍的寻租条件。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重商主义时代乃是一种腐败的寻租社会”Baysinger，Barry;Robert B?Ekelund Jr?and Robert D?Tollison(1981)，“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作为寻租社会的重商主义》），in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edited by James Buchanan，Robert D?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College Station，Texas：A&M University Press?。这样，西班牙经济在16世纪后期“马尔萨斯灾祸”再次袭来和经济衰退重现时一蹶不振。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海军，更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丧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后，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它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已是独裁者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1975年去世以后的事情西班牙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重新振兴，是多重社会—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参见林达（2007）：《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年版。——本书作者2007年5月补注。。16—18世纪的法国历史，也向我们讲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纪陷入衰退完全不同，这个世纪是英国由二流国家走向兴盛的转折点。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英国已经开始对国王的征税权作出了限制。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的垄断特权被国会立法所终止，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产权制度得以确立。随后，英国政府逐渐减弱了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经济学之父亚当R26;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最后的致命一击。《国富论》弘扬“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自然和自由的制度下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政府的控制、干预和垄断，则会对经济造成破坏。亚当R26;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由斯密《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产业革命的先声。因此，历史学家A?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叔父——老A?汤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产业革命》一书中就已指出，产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用竞争取代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转引自D?诺斯同上书，第187页。。

　　“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从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地区（如中国台湾）的发展经历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在发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进一步市场化，否则会引来种种恶果。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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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