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实行法治，即符合公认正义的法律（“善法”）的统治，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共有的特征。而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因而实行法治乃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所以讲英国走向兴盛的历史，通常都要从作为法治滥觞的1215年《大宪章》讲起。

　　在法治的问题上，有两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第一，分清“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两个不同的概念。自从先秦法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的大多数皇朝都强调“法”和“法制”（有时也写作“法治”）的作用，加之中国就像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是有人就认为，法治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只要“恪遵祖制”就可以了，大可不必向西方学习和引进法治的思想和制度。其实，先秦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和我国历代帝王所说的“法制”，跟现代社会的“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韩非说得很清楚，法家所说的“法”是与“势”、“术”相并列的帝王手中的统治工具，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而他们自己却可以“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先提出以法治取代人治。1997年的十五大又正式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得并不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法治的性质和内容缺乏明晰的认识。而且实行法治必然要求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是不符合某些官员的意愿的。所以即使在十五大以后，党政领导机关的一些正式文件也经常用“法制”来代换“法治”，把法律降到了政府统治和管理人民的手段的地位。就以《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来说，好几位学者论述法治的讲话在变成字幕或解说词的文字时，也都变成了“法制”。只说“法制”而不说“法治”，实际上抽掉了法治的精髓，回到以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人治。

　　第二，法治与民主的实施顺序。

　　在有些国家的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实施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5年的《大宪章》可以说是法治的滥觞，1688年“光荣革命”才是民主制度的开端。可见二者的构建是可以有先有后的。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法治归根结底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有人以回归前的香港为例，认为只要在英国派出的总督治下实行法治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也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这种论证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殖民地时代香港的法律体系是依托于它的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制度的，而英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如果换一个国家，例如前西班牙殖民地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法治始终无法确立，与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香港等形成鲜明对比，就是一个证明。关于这一点，在D?诺斯的著作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本文摘自《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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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本书收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五十余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呼吁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与正在严肃思考中国的前途与未来的人们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