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老板我们绝对不合作

　　第一类，是那些完全利欲熏心，满眼、满心只认钱的老板。他们是纯粹的“商业动物”，人格金钱化，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有的仅仅是商业上的利害得失，利欲熏心至每一个毛孔。为了财富，他们可以不顾尊严，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金钱，他们可以六亲不认，翻脸无情；为了孔方兄，他们可以认贼作父，化敌为友。他们眼中只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他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用最少的钱或不用钱就可以利用别人。他们是“死魂灵”，是“葛朗台”，是“威尼斯商人”。这种老板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算计、狡诈、唯利是图的基因，他们将商业文化的负面推到了极致。有人说：“他们穷得只剩钱了。”这些老板在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心灵扭曲，人格分裂，甚至连最基本的生理功能都大大退化了。这种老板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跟他绑在一起。但话说回来，这种老板我固然不喜欢，不过也不会充满仇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的产物。在西方历史上，在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就产生了许多这样的怪胎吗？19世纪与其说是一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劳资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反思、大批判的时代。如果没有资本家残酷不仁的剥削、没有社会的严重不公，怎么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的风云突变，人们的信仰、价值理念、道德标准严重失衡，怎么会产生诸如叔本华、尼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克鲁泡特金等的思想家？如果没有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对边缘人群深深的同情以及对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无比仇恨，怎么可能会产生马克•吐温、狄更斯、左拉、雨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老板“变形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对那些守财奴式的老板只有理性的审视而无情绪的怒火。第二类，是在根本的价值取向上悬殊很大的老板，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目前中国有许多名气很大的老板，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可能还是慈善家。他们亮相于镜头，行走于舞台，布道于四方。“振兴民族工业”、“社会良知”、“做人准则”、“实业兴邦”、“坚决拥护‘三个代表’”等，是他们常挂在嘴上边的。他们个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人人能说会道、巧舌如簧，放眼望去，好像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希望。可惜的是，他们发财的通路却是以损害社会公权为前提，以追求短期效益为手段，以祸害无辜为理所当然的。这种老板，不管他的名声有多大，实力有多强，给我们的回报有多大，我们是绝不会与之合作的。对这一类人，我们只能是“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与这样的老板合作，风险是非常高的。他们往往爬得越高，摔得也就越重。他们行走在地狱的边缘，100次的冒险，就算有99次成功，但只要1次失手，就会前功尽弃。伊拉克的强人萨达姆长期与美国人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得手的次数多了，就不自觉地开始膨胀，好像自己是一个远古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伟大武士。最后一次失手了，落得了一个家破人亡的凄凉下场。第三类老板，其表面风格跟前面两类大不相同。他们的形象不是道貌岸然，而是休闲化、平民化，到央视做嘉宾，他们从不穿西装、打领带，也从不穿皮鞋，而是着对襟装（也叫父母装）、布鞋。他们的言辞，也不像那些“窃国大盗”一样满口的仁义道德、社会良知，反而是平民俚语，嬉笑怒骂。这类老板聚集最多的地方是中国的文化心脏——北京。对这一类备受媒体和普通大众追捧的侃爷型老板，我们多半也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一类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在平民化的外表下，隐藏着把别人当傻瓜的心理。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认同的。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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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