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管理的阴阳之道：与成中英对话(2)

　　刘澜：法国管理学者亨利?法约尔最早提出来，管理的五大职能是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协调已经在里边。

　　成中英：但是他强调的是控制。

　　刘澜：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也认为管理的职能里太强调计划、控制这些比较机械性的方面，所以他把领导单独列出来，说领导是跟这些不同的：领导当中不是计划，而是对愿景、对长远目标的规划；领导当中不是控制，而是激励和鼓舞。他在《变革的力量》一书中谈到这个，是在1990年。

　　成中英：我谈这个是在1979年。我写文章说管理有七个功能，这五个不改，加了两个。对主体来说，有决策的问题；对控制的对象来说，有协调的问题。七个功能，就比较完整。另外，我还把这七个功能整合起来，联系起来。前面所说的五个功能，先计划、再组织、再用人，然后再领导、再控制，这是一个线性的规范。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于是我把管理和《易经》的传统联系起来。

　　我从大学时代就非常关注《易经》，一直在想何为“易”这个问题。人怎么参与到变化的宇宙体系中，这样一个问题是哲学问题。从传统的义理来讲，有很多抽象或者形而上学的解释。也有完全从象数来解释的，能够预测未来，达到一种智慧境界。而且易学在过去，在政治上也是发挥作用的。很多领导者用来预测未来，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行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工具。占卜一方面是预测未来，另一方面是进行自我决策的行为，因为预测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准，易学要求你了解能掌握的这个状态是什么，然后你自己要学习，去回应这个状态。我想，天道如此，是不是哲学本身的体系可以作为管理的基本模型？所以我产生了管理功能中国化的想法。后来我发展其他功能，每个功能具有阴、阳两面，一个积极面、一个消极面，一个有形面、一个无形面，就回答了功能之间关系的问题。

　　刘澜：也就是说，你在西方提出的管理的功能理论中，加入了中国化的诠释。你还有什么中国化的发现？

　　成中英：我还有一个发现，中国所说的“管理”跟西方说的management还不一样。中文把英文的management翻译成“管理”，其实意思不尽相同。现在中国文化处在弱势，所以用我们所能把握的概念去解释西方的概念，从而纳入西方的体系中。

　　但是通过对易学的研究，我觉得中国有自己的概念与语义系统。从字面说，英文的management是一个手的行为。中文中“管理”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用，是一个现代概念。“管”字单独来看，有一种规划、指示、让大家行为一致的意思。“管”也是一种乐器。“理”是要形成一种秩序，具有公共行政的概念，这是一种秩序组织的方式，具有内在的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原理。所以在我看来，“管理”具有很深刻的哲学意味，就是管理者有一种对客观存在的理性秩序与主观意志合理性要求的把握。

　　所以我认为“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套哲学，而不只是科学。应该把管理的哲学性彰显出来，所以要探讨管理哲学。在这个意识下，宇宙是一个管理体系，人的社会、人的个体的发展过程，都涉及管理的问题。这种管理与伦理有密切的关系。伦理与管理都具有组织秩序与实践理性功能的作用。管理是用在国家行政或者社会上面，是集体行为。伦理则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心性这一块。管理与伦理不应该分开。管理应该有伦理的一面，伦理也应该成为管理的一个项目或重要的基础。1985年我在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建立了“国际管理与伦理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做了很多推广和教育的工作。

　　刘澜：可不可以这样总结：在个人的层面是伦理，在组织的层面是管理？

　　成中英：是。由于伦理需要个人道德情操的发展，它必然作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管理是一个外在行为，他律；伦理是一种自律，用康德的话说，道德的自律。人的管理需要自律，社会管理需要他律。政治的行为和管理的行为必然牵涉到他律和自律。所以管理和伦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后来讲管理是一种群体的伦理、外在的伦理，伦理就是内在的管理、个人的管理。这样就把两者的关系建立起来，把管理科学跟管理哲学结合起来，把管理的功能整合起来。后来不断发展，就成为十四个功能，每两个一对，一共七对，就形成了我说的“C理论”。

本文摘自《领导力沉思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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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距离聆听大师思想：领导力沉思录2 继广受欢迎的《领导力沉思录》之后，中国著名管理学者刘澜推出的又一本与全球管理大师的精彩对话录。这些大师来自中国、印度、欧洲、美国等多个地区，从组织、历史、哲学、心理分析、营销等多个维度来看待领导力。这些深入浅出的对话引人入胜，呈现了领导力多姿多彩的多维视角，既能启迪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思想，又是各级经理人提升领导力的权威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