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通信，中华有为”

　　这种家国情怀，其实也是任正非这个年代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作为一个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任正非的成长阶段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教育。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要求人们更加关心抽象、宏伟的集体性目标的实现，而非个人的具体愿望的满足，要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建立在集体性目标的完成上。与此同时，经历了国家贫弱的年代，在那改革开放激流奔涌之际，振兴民族的激情很容易落实为经济建设上的奋斗精神。吴敬琏的一段话可以大概描述这种心态，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分责任和担当。”

　　通过持续的企业文化运作，任正非个人的这种家国情怀也不断凝聚为公司的重要文化理念。强烈的民族情感，尤其成为早期华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1993年7月1日，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在为华为题词时，写下的是“振兴通信，中华有为——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赞”，把“华为”二字的定义解释得非常清楚。华为将题词登载在内部报纸《华为人》上，显然是认可这一解释的。

　　1994年，华为推出了新的公司logo。这个logo是一个红色放射状、如皇冠一样的标志。公司在采用此标志时，曾对它有过一番官方详释，把它与中国之崛起紧密关联在一起，赋予了它强烈的象征意味和符号色彩——

　　鲜明的红色，构成一轮初升的太阳，积极、热情，展示出一种蓬勃生机和吸引力，寓示华为对事业、对用户的真诚投入。

　　纯洁、向外延射的线条，像阳光一样，充盈着不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催人向上，象征华为诚实向上、勇往直前、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个古老的东方之国，给人的印象曾经是神秘、停滞和落后，在现代科技、开放、自强精神的照耀下，她已经透露无限希望，向世界表明了她的美好前景——东方将是一片欣欣向荣。东方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世界潮流，亦是要我们奋发努力、执着追求才能带来的结果，以此境作为华为公司新标志的立意，意味着华为人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祖国民族工业的振兴，意味着华为始终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地为祖国的事业而奋斗。

　　一个新的标志，并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华为公司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迎接挑战、塑造新形象。

　　——《华为人》1994年6月7日，总第7期

　　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弥漫在公司的方方面面。就连公司总裁办公室办公会议纪要的标题，也是志愿恢宏的“为伟大祖国，为中华民族，为自己和家人而努力奋斗”这样的口号。1996年中日爆发钓鱼岛危机的时候，《华为人》还十分出位地用整版的篇幅，予以报道，这其中既有外部文摘式的时局观察文章，也不乏引导员工情绪的文章，如《变爱国感情为爱国行动》，等等。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爆发后，华为举办了“中国人今天说不”的新闻图片展。

本文摘自《华为哲学概论》

---

　　本书对华为企业文化的运作方式与成功路径做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有关华为的最新、最热门的危机话题，并对其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应对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放置在同一个参考系统中观察，在分析华为的成功路径的同时，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作为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