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策略的民族主义
作为企业，需要在商言商，讲究盈利赚钱，但是作为个人，赚钱只是谋取更加幸福的人生的手段，而不能成为人的高级追求。要激励人更有热情并且持久地投入工作，除了物质的激励，还需要激发他们对工作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因此，有必要将企业的使命赋予更加崇高的意义，提升公司形象，让员工以在这家优秀的公司工作为荣。作为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任正非自然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长文中就指出，“以物质利益为基准，是建立不起一个强大的队伍的，也是不能长久的”。可谓真知灼见。
在当时的华为，扮演这种动员组织力量，激发组织活力的，显然就是这种能够赋予员工荣誉感和使命感的民族主义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为早期树立起的民族企业的大旗，既是真实的情感涌动，也颇有策略色彩。
华为首先做的，是将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内化为公司的企业精神。这里面的逻辑是：首先将公司定位为具备民族精神的企业，公司的发展就是民族振兴的一环，因此对公司的热爱也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1996年中，任正非在市场庆功及科研成果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公司大力投入研发，以缩短与世界的差距，“都是一句话，为了下世纪活得更好一些，为了自己的祖国拥有自己的技术，为了中央领导在发达国家面前腰杆硬一些”。同时期推出的《华为人行为准则》（暂行稿）开篇的前言就指出，“先辈世代繁荣的梦想，民族振兴的希望，时代的革命精神，我之义不容辞的责任，铸造了华为人”。而在1998年3月正式审议通过的《华为基本法》中，“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一条，就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社会责任”一条则表示：“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在更加注重保障个人利益的今天，这套宏大言辞也许会让我们觉得十分虚幻，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当时的环境中——那个中国经济日益进步、公司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年代，心无旁骛的人们是十分信赖这种精神阐释的。
当民族激情成为凝聚企业成员的内在精神后，通过对它的阐述，就可以引申出企业存亡发展的危机感和艰苦奋斗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来。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话语中，国家民族不时处于严峻的时刻，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正非既把公司存在的价值与民族使命紧密联系到一起，并且承袭着爱国主义的话语方式，来教育华为人应该如何热爱公司。1995年9月，在《华为基本法》讨论编写阶段，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一名华为人在讨论文章中写道：“华为的产品从诞生那天就使得自豪与危机、骄傲与紧迫成为每一个华为人心中的混合体，这也成为激发华为人生存、竞争、发展的动力。”这种表述，可以说是大讨论带来的典型观念。
华为内部也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强化这种情感的张力。比如早年任正非无论是访问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美国，都会给员工带来一篇访问感悟，在这些感悟文章中，他都会通过谈论国家经济实力的比较，国际政治时局的变化，来展现全球不同国家之间严峻的竞争形态，以此呼吁员工通过不断的艰苦奋斗来增强国家实力。
本书对华为企业文化的运作方式与成功路径做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有关华为的最新、最热门的危机话题，并对其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应对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放置在同一个参考系统中观察，在分析华为的成功路径的同时，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作为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进行了解读。
在当时的华为，扮演这种动员组织力量，激发组织活力的，显然就是这种能够赋予员工荣誉感和使命感的民族主义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为早期树立起的民族企业的大旗，既是真实的情感涌动，也颇有策略色彩。
华为首先做的，是将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内化为公司的企业精神。这里面的逻辑是：首先将公司定位为具备民族精神的企业，公司的发展就是民族振兴的一环，因此对公司的热爱也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1996年中，任正非在市场庆功及科研成果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公司大力投入研发，以缩短与世界的差距，“都是一句话，为了下世纪活得更好一些，为了自己的祖国拥有自己的技术，为了中央领导在发达国家面前腰杆硬一些”。同时期推出的《华为人行为准则》（暂行稿）开篇的前言就指出，“先辈世代繁荣的梦想，民族振兴的希望，时代的革命精神，我之义不容辞的责任，铸造了华为人”。而在1998年3月正式审议通过的《华为基本法》中，“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一条，就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社会责任”一条则表示：“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
在更加注重保障个人利益的今天，这套宏大言辞也许会让我们觉得十分虚幻，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当时的环境中——那个中国经济日益进步、公司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年代，心无旁骛的人们是十分信赖这种精神阐释的。
当民族激情成为凝聚企业成员的内在精神后，通过对它的阐述，就可以引申出企业存亡发展的危机感和艰苦奋斗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来。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话语中，国家民族不时处于严峻的时刻，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正非既把公司存在的价值与民族使命紧密联系到一起，并且承袭着爱国主义的话语方式，来教育华为人应该如何热爱公司。1995年9月，在《华为基本法》讨论编写阶段，公司发起了“华为兴亡，我的责任”的企业文化大讨论，一名华为人在讨论文章中写道：“华为的产品从诞生那天就使得自豪与危机、骄傲与紧迫成为每一个华为人心中的混合体，这也成为激发华为人生存、竞争、发展的动力。”这种表述，可以说是大讨论带来的典型观念。
华为内部也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强化这种情感的张力。比如早年任正非无论是访问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美国，都会给员工带来一篇访问感悟，在这些感悟文章中，他都会通过谈论国家经济实力的比较，国际政治时局的变化，来展现全球不同国家之间严峻的竞争形态，以此呼吁员工通过不断的艰苦奋斗来增强国家实力。
本文摘自《华为哲学概论》
本书对华为企业文化的运作方式与成功路径做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有关华为的最新、最热门的危机话题，并对其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应对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放置在同一个参考系统中观察，在分析华为的成功路径的同时，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华为的成功与危机作为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进行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