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失衡缘于政府与民争利

2013-12-17 12:57:01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两位官方学者的观点隐含着以下的价值判断：第一，处理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可以真正解决腐败、垄断等长期存在的反市场痼疾；第二，在社会稳定意义上，解决收入分配失衡，可以获取人民群众对当前经济制度的拥戴，纾解恶性社会情绪，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此描述，看上去的确很美，这几乎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福利国家的基本蓝图，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处在弱势地位的人民，将为此欢呼，为此雀跃。但一个熟悉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的学者，应该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基本的怀疑框架，并有必要提醒众人，千万不要又一次好心办了坏事。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瞠目结舌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或者我们这样追问：比比皆是的腐败，比比皆是的垄断，到底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我们愿意尊重事实，愿意承认，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辅之以一定数量的民间竞争，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对强势垄断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一批官员在政府主导模式中，尤其是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式经营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权力寻租模式。这是中国经济最为吊诡的地方。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中，垄断和腐败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死敌，但在中国则不然，似乎我们一直在依靠垄断和腐败促进经济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这种怪异的经济发生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一个收入的极差由此形成，越是靠近权力阶层，收入越高；越是远离权力阶层，收入越低，垄断和腐败成为收入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此情此景，不仅深深影响了经济的方法论，也深深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与日常生活观念。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官本位”现象的起起落落。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曾经兴盛起强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个全民追捧“官本位”的社会现象已经完全形成，从大学生择业的趋向，到企业家商业模式的制定，官僚关系和政府资源完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项。

　　沿着这种现象进一步追问，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矛盾，还是政府管理与民众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一个基本的现象是，最近不断曝光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主要都是针对地方政府的种种管理失误。最明显的事件，当属房屋拆迁。地方政府部门在各种野蛮拆迁事件中扮演了主角，而不是被人们不断诟病的房地产商。必须承认，这种种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处在初期发展阶段不可避开的难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就此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到民众的仇富心理上面，即使这样的仇富心理已然成为一种态势。真正负责任的学者也必须认识到，仇富心理的背后，隐含着更加巨大的权利命题，是民众权利的稀缺首先剥夺了他们致富的机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显然不是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的矛盾，而是政府管理与民众权利之间的矛盾。

　　必须毫不客气地指出，面对这种矛盾，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普遍缺席，普遍失语。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曾经就这种现象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社会划分的主线，并不是把资本家和劳工阶层划分开来的水平线，不是把农民和城市人口划分开来的水平线，不是处于社会上层，拥有财富、占有企业利润的企业家，与处在底层、靠微薄的工资生活的人截然对立的界线。就当下来看，社会的划分方式是一条垂直线，这条线的右边，是政治家和官僚阶级，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政府提供的一切资源和福利；而这条线的左边，就是非垄断经济的从业者，他们与国家资源无缘，他们的财产权和知情权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他们当然无法分享到国家的资源溢价和政府的基本福利。索托很清晰地告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还原每个人的权利，成为必须解决的课题。除非政府把这些暂时没有权利的人群赶到某个封闭之地，或者赶到另外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里去，否则，总有一天，他们就会伸手向政府要权利。

　　导致错误的方法论不可能用来解决错误。所以有学者坚定地指出，我们的政府与其现在描述收入均衡蓝图，还不如从小事做起，缓解一下各个城市的城管打压力度，让那些试图养活自己的小商小贩有尊严，有权利地在城市里经商谋生。

　　这一连串的追问，把我们再一次逼到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命题上。感谢市场经济，在贫富悬?的一片楚歌之中，中国人还能找到温州这种贫富差距不那么令人惊悚的例子。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