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1)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

　　--杨维祯 《盐商行》

　　泉州商人蒲寿庚昼夜难眠，整日在院子里低徊叹息。城门之外，一支丢盔卸甲的残军正急切地等着他作出一个决定。那是1276年的冬天，烽火燃烧长江之南，蒲寿庚的一念之差，即将直接影响南宋王朝的存亡。

　　13世纪初，一股蒙古族的军事力量崛起于北方，它的杰出领袖叫铁木真。他统一了蒙古高原的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即"天赐蒙古人的坚强大汗"。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5年后，元兵攻陷临安，宋恭帝投降，大臣陆秀夫率残部夺海路南逃，另立年仅7岁的赵为皇帝，在元兵的追杀下，陆秀夫窜逃入闽，其目的地就是南方重镇泉州。而蒲寿庚正是泉州的实际控制人。

　　在血统上，蒲寿庚不是一个汉族人，他眼呈宝蓝，头发微卷，是一个祖籍西域的白种阿拉伯人。

　　蒲家事迹散见于元、明两代的各种笔记之中，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由西域南下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饶之家，南宋名将岳飞的孙子岳珂曾经到占城蒲宅参观过，其奢富之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不知道因为怎样的缘故成了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番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威和财富的关键所在。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

　　泉州港与明州港（今浙江宁波）、广州港并列为南中国三大海港。与明州、广州相比，泉州的内陆腹地最大，当时闽江的上游与江西的信江河、浙江的钱塘江相接，跟繁华的江南市场连为一体，其下游则与福州港相连，循海道而达南北洋。除了在地理上的居中便捷之外，泉州的制造业优势最为突出，中国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为瓷器、茶叶和丝绸，泉州的德化白瓷产量很大，同时与另外两大造瓷中心--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最为靠近；泉州茶叶自古出名，是铁观音的故乡；另外，泉州的蚕桑生产及丝绸纺织也很发达。因此，泉州有天然的外贸优势。自唐代之后，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到了12世纪的北宋中期，"蕃人巷"中即已拥有10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本港的海外贸易。蒲家迁居此地后，获得了更大的商业成功。

　　蒲寿庚自幼以"豪侠无赖"而闻名，他一边经营家族事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南宋朝廷视之为人才，对他颇有倚重。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1274年（咸淳十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他垄断了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成为一时巨富。据记载，他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窥的私人武装力量。有一次，一位安徽籍的军阀南下，一次就抢走了蒲家400艘货船，由此也可见他拥有的船舶数量之多。

　　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赵（宋端宗）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以此为据点，或可再聚力量，负隅反击，因此任命蒲寿庚闽广招抚使。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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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