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节：权贵经济的巅峰(2)

　　其二，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人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

　　其三，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60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此风终不可遏。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帝国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官商经济，因为无法监督，太大了，随便弄一点就是大数目……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与吴晗和王亚南的观点几乎相同，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试以史料证之。

　　首先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1 000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他的商队外出经商时，都高悬"翊国公"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无人敢管，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严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当地一府四县的田地，严家独占了七成，而且严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则是贫瘠地，严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税收，平民则赋税沉重。徐阶一边在北京主理朝政，一边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经商，拥有20多万亩良田，佃户不下万人，而且还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织场，养了很多织布女工，每年生产大量织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首相开织场，徐阶算是开了先河。

本文摘自《浩荡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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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之三：浩荡两千年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