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增长的局限(10)
那么，是否能用科学的方法设计一个综合指标来包含所有重要目标，例如绿色GDP，作为地方竞争的指标？答案是不可能，其科学道理如下：第一，许多指标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第二，诸多指标里，有的是界定明晰从而容易度量的，如GDP，有的是界定模糊难以定量的，如社会稳定；第三，这些指标里面，不仅执行有易有难，而且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涉及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这三重因素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有能力极其容易地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第四，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有权力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绝大部分信息收集要依赖地方政府，因此，他们可以轻易做手脚。
如果退一步，是否可以放弃GDP，用地区竞争来解决某些单项社会经济问题？答案仍然是否。否则，30年前中国就不需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并不是新体制，地方竞争也并不是改革才有的新机制。市场才是中国体制里的新事物，GDP才是新事物，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关键点，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的时候，竞争的既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单项定量指标，也不是千百万定量指标，而是市场的整体活动。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而且，由于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无需授权，任何独立的机构都可以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比较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
试图让地方转而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退回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不惜造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大跃进"。它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
1958年，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放了全国第一颗"丰收卫星"。三个月后，毛泽东视察其附近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肯定创建人民公社的地方实验。从此发动了全国的竞争。所有地方都和它比，你后院砍树伐木炼铁，我就砸锅炼钢。你办食堂，我也办。你的食堂便宜，我的食堂不要钱。你声称亩产要达万斤，我吹牛亩产可超10万斤。最后许多公社、许多县为了证明生产了足够多粮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都上交。这场地方竞争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酿成古今中外空前的大灾难。
相比之下，地方竞争GDP增速则性质不同。这是因为GDP是市场活动的总结。虽然地方竞争GDP仍会产生许多问题，但不至于出现地方竞争市场之外的单项定量指标时的灾难，尤其是"大跃进"式的灾难。不过，分权式威权制没有办法解决GDP增长之外的问题。只要面对的问题和GDP增长不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不平等、不正义、污染环境等等，和GDP增长有矛盾或不直接相关，甚至还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都不能以此解决。
本文摘自《寻找真实的成长》
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
2011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2012是中共十八大换届选举之年，经济规划周期和政治周期成为未来中国5年最清晰的发展脉络。本书将围绕这个主题，为读者厘清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全书分为五大主要内容：反思中国模式；当前焦点问题（债务危机、金融改革、中小企业成长等）；寻找改革途径；预测2012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内容全部由当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写专文论述。作者团队包括吴敬琏、郭树清、陈志武、胡祖六、任建涛、谢国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