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香港归属感

关于音乐方面，他说：“在音乐上，我较少听莫扎特，我喜欢的作曲家包括柴可夫斯基、马勒和贝多芬。”

香港归属感

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转折点在1974年加入财务科，跟随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开始。之后，曾荫权于1981年获政府保送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课程，以9A成绩毕业，成为“状元”。

曾荫权在一次接受访问时称：“1981年，我获送往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课程的那一晚，外面下着大雪，午夜梦醒与太太说起，若当时有人给我一碗道地的云吞面，我愿出价100美元。”

他对云吞面的情结在于他一家在港已有三代，想尽快回港，云吞面更令他加深对香港的归属感。

在一次曾荫权陪同董特首观赏立法会议员与记者同乐日的足球赛时，也不忘显露其“爱国热情”。

他以一身机师装扮出现，惹起传媒注目，又大谈中国空军抗日战争的故事。

被记者问及他的机师装束时，曾荫权便说联想起一段历史，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中国空军从云南飞往缅甸，为当地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远征军和盟军作补给时，飞越喜玛拉雅山一个名为“飞驼峰”的险要山峰，“在这里有很多飞机跌落下去（坠毁）。”

曾荫权又提及当年自组飞虎队，赴华参战援助中国空军的美国将军陈纳德，他说：“陈纳德当年专搞这些（作空军增援部队）。”

莫非语有所指，来表明他要攀上的另一个高峰同样险要非常，随时有坠机之虞？在他身旁的立法会议员刘炳章听罢此故事后，随即笑说：“你曾荫权没有跌下来呢！”

在香港特区成立一周年之际，身为首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究竟感想如何？从他在香港回归一周年撰写的文章里，就可瞧出一点端倪。

在这篇题为《足以自豪的一年》的文章中，曾荫权表示在1997年7月1日零时，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及香港特区区旗缓缓升起，标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是最叫他感动的时刻：“当时我和同僚及司法机构法官肃立在交接仪式礼台上，见证这庄严时刻的来临。仪式宣示了香港正式回归祖国，同时亦标志着港人治港的开始，我们原有的社会制度、法制及生活方式保持不变。”

回顾过去一年，令这位财政司司长感受最强烈的，是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和取得的成就，同时他能为特区政府和市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实在令他觉得自豪。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缓缓升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成立。特首董建华偕众政府高官，在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及各国政要嘉宾面前，肃立宣誓，表明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过渡为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也要开始迎接“易主”后的连番新挑战。

7月4日，曾荫权出席简报会演说，声言希望香港尽快成为“亚洲曼哈顿”，因为香港的银行、金融、运输及电讯等服务业，与美国曼哈顿一样具有国际竞争力，所以有信心使香港在特区政府领导下，绝对有能力为内地、亚洲及其他地区，提供多元化商业服务。

踏上从政之路

考取公务员

曾荫权最初并不想当一名公务员，原因就是公务员的薪水虽然还不错，但要想飞黄腾达，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更别说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了。相对普通的打工阶层，香港公务员的薪水确实算是高的，但这种高，却并没有高到可以令你发财当大老板的程度。就以曾荫权当政务司司长的薪水来说，年薪超过700万港元，而且，这个薪酬标准，还不是一般公务员的标准，而是问责官员的标准，一般公务员的标准要低许多。

为什么公务员的薪酬比问责官员低？这里有一个原则，公务员是终身制的，干到一定年龄退休之后，还可以享受退休薪俸，生老病死都有保障。问责官员则不同，担任某一个职务，才有相应的薪酬，一旦你失去了这一职务，便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当问责官员，薪酬虽然高出许多，却也有相当的风险，如果你在这一位置仅仅只是坐了几个月，随后因事被免职什么的，你就失去了一切。拿梁锦松为例，他曾经是商界要员，年薪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后来担任财政司司长，如果是高级公务员，即使不再担任这一职务，也能享受一份公务员薪酬，但后来转了问责官员，不久以后又辞职了，政府便不再支付他任何酬金了。               
               

本文摘自《香港骑士曾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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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骑士曾荫权 曾荫权生于清贫之家，他曾是为生活而奔波的推销员；他服务过不同的政府，凭着硬朗、务实的作风，步步高升；他曾作为政务司长统领全港公务员大军；他曾说：“我是流香港的血、饮香港的水，绝对不会出卖香港人”他宣称：“用心、务实、为香港”他是真正“本土出品”的政务精英；他在香港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