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胀和腐败赛跑（1）

　　至少从经济数字上看，中国的财富在突飞猛进地增长。但是，老百姓总感觉到自己的收入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走出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泥潭》）里，笔者从国际货币比较等角度谈了中国的物价高问题。但这远远不够。正如哲学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因。因此我们还必须全方位地从内部寻找中国大陆高物价的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有三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一直在朝着推高物价的方向上锲而不舍地“努力”着，至死方休。它们是：高税收，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外向型经济。

　　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经济好比是骑自行车，只有快才能稳”。发展的思路：速度优先。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一直放在首位，所谓把“蛋糕做大”。经济学家相信一切问题都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解决。当时的提法是：经济增长速度要与通货膨胀和腐败赛跑。发展的方式：政府主导形成投资型政府。投资，消费，出口。两大一小。投资和出口风水轮流转，交替着占了50%以上规模。

　　实际情形却是：权利不平等的发展只会成为腐败和通胀的加速器！结果正如因研究民主决策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的“民主决策边际效益最优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在真正的民主决策体制下，改革的收益和成本为全体民众共同承担，而传统、落后的“少数内部人决策”体制，好处由决策人享有，风险由全社会承担，往往导致“改革创新”的社会公共风险变得无穷大。以康菲漏油事件的渤海为例，著名海洋保护专家、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副厅长王诗成说，环渤海地区大干快上的石油化工项目无疑是将渤海彻底推向死亡的边缘。“上个世纪70年代，渤海还可以捕捞到两指多长的野生对虾，当时是渤海的支柱产品，出口创汇换回了很多物资。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看来，这意味着，渤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逐渐退化。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海域的锦州湾和渤海湾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在2009年已得到“不健康”的评价，主要体现海洋生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低。“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国家海洋局如此评价渤海。而在本月（2011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重化工比重过大，过于集中”这样的表述也首次出现在中央政府对渤海湾现状的表述中。（2011年9月27日05:54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而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在推进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过程中，汽车行业的技术革新问题不大，倒是油品质量拖了后腿。环保部败给石油巨头——油品质量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中石化、中石油等油企手中，环保部有责无权。官商合一的体制，运动员、裁判员、规则制定者三位一体，这一切似乎不太超出预料，甚至“顺理成章”得很。不这样反倒令人奇怪。类似的本末倒置，在“经济挂帅”的这个时代，何其多也？

　　这种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了，环境破坏了，通货膨胀了，民众生活压力更大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更多、更尖锐、更不可调和了。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成了掠夺的代名词，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没有能够跑过通胀和腐败，反而是经济增速越高，腐败和通胀加倍高。经济增长成了腐败和通胀的加速器。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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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