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处(2)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首先要分析问题的要害: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与不公?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结论就是回到计划经济和政府全面管控。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加快市场体制建设,其核心就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放弃政府过大的权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任务放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的预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我们不妨连带思考以下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1、中国的生产性事故尤其是矿难为何频发?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为何堪称全球最差?

  2、中国的企业家为何不热衷于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为何普遍低下?

  3、为什么刚刚有一部分人实现了邓小平先生“先富起来”的愿望,财产和富人海外移民就成为时代性的潮流?

  4、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普遍用于勾心斗角?

  这一切,原因也简单,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包含矿产资源等的产权稳定),在一个法治不立、权力随时、随便可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权贵集团对财富虎视眈眈的国度,中国人被迫长期处于较低的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企业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预期在哪里,所以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或者被迫与权力勾兑,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境地。而权贵劫掠集团也担心权势不保,有朝一日被清算,因此同样倾向于移民海外。;企业家群体一脑门子官司,财产乃至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哪有心思思考企业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和人生的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当下,转型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所谓的民间仇富,而是权力在仇富,权势集团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财富。权力无法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政策变化无常、富人缺少预期,从而也诱发各种短期行为。

  监管越多,腐败的空间反而也越多,积聚起的“腐败能量”也越大。正因为权力的易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往往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稳固的利益集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商,过往都是为眼前利益暂时集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流寇特征极其明显。所以才会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盛行。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自上而下的加强监督和反腐同时面临着道德和能力的双重风险:上级不是万能的,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难免挂一漏万,也难免受到被监督者的恶性反抗(哪怕万中出一也够呛);上级也是由人组成的,并不具备天然的天使特性。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大幅度降低权力支配资源的含金量,把财产自由权利还给民众,实现洛克所说的“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可以说,“财产不能公有”是“权力不能私有”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下而上对官员、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百姓直接决定基层官员的乌纱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土地、矿山等财产公有的当下,基层村民民主和所谓的“国有”“村民集体所有”等,可谓缺乏“经济基础”,因此也决定不了“上层建筑”。名义上的公有,只能加剧腐败和巨额社会资源为权贵集团所掌控和私有,而不能真正实现全民共有。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处(2)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