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向何方？直指自由深处（2）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首先要分析问题的要害：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与不公？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结论就是回到计划经济和政府全面管控。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加快市场体制建设，其核心就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放弃政府过大的权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任务放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的预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我们不妨连带思考以下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1、中国的生产性事故尤其是矿难为何频发？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环境保护为何堪称全球最差？

　　2、中国的企业家为何不热衷于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为何普遍低下？

　　3、为什么刚刚有一部分人实现了邓小平先生“先富起来”的愿望，财产和富人海外移民就成为时代性的潮流？

　　4、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普遍用于勾心斗角？

　　这一切，原因也简单，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包含矿产资源等的产权稳定），在一个法治不立、权力随时、随便可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权贵集团对财富虎视眈眈的国度，中国人被迫长期处于较低的满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层次。企业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预期在哪里，所以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或者被迫与权力勾兑，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境地。而权贵劫掠集团也担心权势不保，有朝一日被清算，因此同样倾向于移民海外。；企业家群体一脑门子官司，财产乃至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哪有心思思考企业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和人生的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当下，转型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所谓的民间仇富，而是权力在仇富，权势集团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财富。权力无法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政策变化无常、富人缺少预期，从而也诱发各种短期行为。

　　监管越多，腐败的空间反而也越多，积聚起的“腐败能量”也越大。正因为权力的易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往往成为国人的生存哲学。也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稳固的利益集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商，过往都是为眼前利益暂时集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流寇特征极其明显。所以才会有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短期行为盛行。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自上而下的加强监督和反腐同时面临着道德和能力的双重风险：上级不是万能的，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难免挂一漏万，也难免受到被监督者的恶性反抗（哪怕万中出一也够呛）；上级也是由人组成的，并不具备天然的天使特性。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大幅度降低权力支配资源的含金量，把财产自由权利还给民众，实现洛克所说的“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可以说，“财产不能公有”是“权力不能私有”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下而上对官员、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百姓直接决定基层官员的乌纱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土地、矿山等财产公有的当下，基层村民民主和所谓的“国有”“村民集体所有”等，可谓缺乏“经济基础”，因此也决定不了“上层建筑”。名义上的公有，只能加剧腐败和巨额社会资源为权贵集团所掌控和私有，而不能真正实现全民共有。

　　

本文摘自《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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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读懂中国的书。为什么经济增长那么快，人们的生活却备感压力？为什么物价会那么高？为什么中国农民勤劳却不富有？为什么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什么原因导致道德沦丧、底线失守？垄断国企的利润神话可以持续多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黄金期”已经过去，我们还有多少个黄金期？今天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本书以百年的视野看当代中国，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视角。作者将百年中国分成三个时代浪潮：第一个时代浪潮，是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上则是“斗争时代”；第二个时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转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镀金时代”，一切向钱看，经济飞速发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飞猛进，但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极大破坏，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许多人失去安全和灵魂的故乡；第三个时代浪潮，是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政府职能彻底实现由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社会进入经济民营、政治民主、社会法治的“进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