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根源在哪里（1）

　　许多人认为农民贫困就是因为他们素质低、没文化、自然环境条件差等。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农民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农民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农民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在城乡关系、产业关系上，违背城乡统筹发展的科学规律，错误地推行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二元结构”发展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是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大中心任务。鉴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基础薄弱，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非等价交换的形式为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建设资金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的惯例。问题在于，当我国城市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城市工业能够依靠自身积累实现自我发展时，还要用强制性的政策手段要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福利的改善，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延缓整个国民经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中国选择并一直维持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农业被安排承担起了原始积累的重任。这就使我国的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独立于农村而演进的。中国的城市化长期以来简单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 “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要了你的粮食，但却不要你的人”。当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人却没有被城市化，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现在，农民工成为了中国工人阶层的主体，这是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但是，尽管农民工问题近年来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关注，对他们的欠薪、劳动条件等表示了关切、同情，但是迄今在制度层面上并未就此作出任何重大改变。就是说，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城的农民如何获得城市居民的权利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子女如何获得教育等，这些领域都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农民工即使已经在城市就业了许多年，他们仍然被视作为短期流动来的农民，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尽管为城市公共产品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仍被排除在所在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的体系之外。在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下，农民工即使离开土地、农村，身份上依然被界定为农民。中国城市既可以借着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政策的限制而获得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必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和制度性责任，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这充分暴露了农民进行职业和身份转化的制度性约束和身份性困境，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样的困境将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形成重要的现实性障碍。

　　

本文摘自《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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