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3）

　　四、教育和基础设施

　　国内外许多文献都指出，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全民教育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关于农民工收入的最新调查结果，全国3 000名随机抽样调查的进城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个体经营者按照学历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9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0元，高中毕业1 268元，大专及以上1 554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显然，提高教育程度，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本途径。

　　目前我国有上亿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打工，还有3亿多人仍然从事农业劳作，平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工资的几分之一，有待继续向城市转移。但他们多数人的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过剩。城市劳动者中也有不少人因下岗、失业致贫，但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而难以再就业。市场需要的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则供给不足。因此，加强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扩大职业教育，对缩小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在计量模型分析中发现，我国人均教育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出出乎意料的负面影响，即教育水平提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我国教育适龄人口面临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显著大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提高人均教育的水平，不但没有使收入差距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的不均等程度。

　　以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例，虽然目前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的统计数字都达到98%以上的高水平，但如果用毕业生人数分别与6年和3年前的入学人数相比来计算，就会发现近几年间每年还有大约3%~8%的小学生中途辍学，初中辍学率高达8%~13%，其中农村辍学率明显高于城市，不乏因贫困辍学的情况。此外，高校扩招为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升学率在2004年达到82.5%；但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却远远落在了后面，仅达到62.9%。这说明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这一点从教育经费的分配中也能反映出来。特别是少数重点高校过分“吃偏饭”，而大量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不足。2003年与1999年相比，国家对高校的财政性拨款增加了404亿元（增长85%），普通中小学财政性拨款增加了525亿元（增长79%）和498亿元（增长65%），虽然情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均未超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90%和87%）。即使这样，2003年全国42万所小学平均每校分摊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也不足30万元，其中农村学校所得远远少于城市学校。而个别名牌大学一个学校得到的教育经费就高达十几亿元。教育资源分配过度不平衡，不仅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而且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教育方面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我国目前虽然每年已经有超过400万人进入高校学习，但同时有超过1 700万人不经过高等教育直接就业。尽管社会每年对具备中等教育水平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但目前占主体地位的普通中学教育基本是以向高校输送生源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完全不注重技能培训。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导思想是以进入大学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4/5的适龄青年是作为被淘汰的失败者输入劳动者大军的。这对我国劳动者的技能、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具有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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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规划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这块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如何切蛋糕将成为最重要的课题。这将直接关系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目前，腐败相关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胀，成为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书是两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经济学家王小鲁近几年来相关文字的首次结集，通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和真实收入状况的数据挖掘，对中国国民收入真实数据和差距，以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论。作者指出，这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根本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有赖于推进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严格管理制度和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建设一个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