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来的人民币（6）

　　潘连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金融年鉴》编辑部副主任：

　　法币改革废除了银本位制度，使中国摆脱了1934年到1935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的币制，也起到了对抗日伪货币的作用。但实际上法币的基础是很不稳固的，它是不兑现纸币，要靠信用来维持，实际上为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法币改革本身有一些制度上的先天性缺陷，它把货币的发行权和政府直接挂钩，在制度的设计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并且通过这种货币发行权谋取财政利益，留下了一个口子。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到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中国地区有两种货币，在汪伪政权地区流通的叫“中储券”，另外就是法币，后来在“中储券”和法币之间进行了一次货币兑换。因为“中储券”所控制的地区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这些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这一带的老百姓都用“中储券”，在兑换的过程中发生了“中储券”的大量贬值。当时是按市场上的粮食来兑换，大概是一比五十左右，后来兑换到一比两百。所以那次的法币和“中储券”的兑值，造成了中国沿海地区，从东北到华南地区一半以上的老百姓破产。

　　对南京国民政府倍感失望的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北部。1940年5月，他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这里是当年红军长征的终点，土地贫瘠，人口还不到全国的千分之五。但延安简陋的窑洞、清淡的欢迎晚宴以及简单原始的经济关系，却让陈嘉庚恍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的情况：“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当枪毙。”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公开赞誉共产党，“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随即发动华商捐献了一大批医疗用品运往延安。国民党的腐败，恰恰成了共产党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本。

　　杜导正《光明日报》原总编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共产党的大小干部根本不敢脱离群众，脱离群众不是个不能耀武扬威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生存的问题。那时候，老百姓是上帝，我们是仆人。非常地现实，我们离开老百姓的话，就不能存在。

　　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任何执政党都要反映民心的要求，老百姓要求什么，你就要去实现它。不同时期的老百姓的要求，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民族的任务、国家的使命。因此执政党、领导党就应该去完成它。完成了，人民就拥护它，它的政权就会巩固，长治久安。人民选择共产党，是因为你领导人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领导人民从苦难走向幸福。

　　在陈嘉庚冒险前来考察的1940年，国共两党已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约定，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归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名义上算是个特区政府，中央红军也改编为八路军。每月，南京国民政府向陕甘宁边区拨款63万元法币作为经费。在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边区严禁发行货币，唯一合法货币是国民党发行的法币。”

　　到1941年初，国共两党的合作破裂。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对陕甘宁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彻底断绝财政拨款、外来援助以及贸易往来，放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被逼入绝境的边区政府只能再次拿起货币这个重要的武器。

　　下图是当时边区银行独立发行的边币，边区民众被要求把所持法币一律兑换成边币使用，边区禁止法币流通。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前两年边币发行过快，贬值迅速，致使边区通货膨胀的程度超过了国统区，因此陕甘宁的150万老百姓并不情愿接受边币，很多地方甚至拒用边币。1941年夏天，边区物价发生了大动荡，这让边币的推广更加步履维艰。

本文摘自《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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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道尽人民币的前世今生。人民币，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触、使用的货币。它穿梭于一个个市场，把商品送往它们该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传递，指引着人们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过它有着怎样的过往？它是怎样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张人民币正式问世，从此开创了中国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后，人民币见证了货币地位缺失的票证时代、谈钱色变的禁锢岁月、人民争相致富的开放时代。人民币就像一面镜子，它明亮地映照着中国的进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的某些缺失。本书以“第一财经频道”纪录片《人民币》为基础，系统性地梳理了人民币的由来、发展轨迹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讲述这种我们最熟悉的货币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