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来的人民币（5）

　　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它基本上解决了有限的经济保障和商品物资的流通，包括在苏区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权益交换，老百姓也感到比较踏实。它得到老百姓的拥戴，没有造成财富分配的巨大失衡、变动甚至剥夺。

　　但共产党在中央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才刚开始没多久，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大军压境。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动用40万大军；而到了第五次“围剿”，集结的部队多达50万之众，是中央红军的5倍以上。共产党在货币管理方面的不成熟也很快暴露出了致命的问题。为了支撑前线的开销，苏维埃的国家银行发行了大量苏币，一年半的时间里，苏币发行量就迅速膨胀近10倍，货币急剧贬值，根据地物价飞涨，民众逐渐失去了对苏维埃的信心。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家银行的员工们不得不挑着所剩无几的金银珠宝、纸币原料和印钞机，随军踏上茫茫长征之路。

　　苏币在中央根据地短短三年的生命历程，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即便是在反“围剿”几近失败之时，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也毅然作出了这样的反省：“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

　　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专家：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有三个阶段。1932年7月开始到年底，这个阶段是能保证兑现的，货币币值是稳定的，也是受到人民拥护的。1933年1月到8月，这个阶段由于财政支出过大，货币发行过多，就不能够保证十足的兑现，甚至出现了一些停兑的现象。第一阶段的发行量是有65万多，而第二阶段的发行量则达到了200万。到1934年10月，这第三阶段已经不能够完全保证兑换了，所以就停兑了，发行量太大，达到800万，原因主要在于财政支出过大。

　　严帆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研究员、特聘教授：

　　一旦你超越这个模式、这种规律，违背它的基本规律，就会造成货币贬值。苏维埃的纸币发行量，超过了它原来的铺底资金，超过两倍、三倍、四倍。但当时没办法，红军需要打仗，需要去采购物资，各个政府机关还有社会事业、经济建设等方面，也需要资金。救急的方法，只能是先发纸币。

　　1940年3月26日，一架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在67岁的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率领下，50位爱国华侨冒着飞机被日军击落的危险回国慰问考察。自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都到重庆。当时，来自华侨的捐献是除美国援助之外最重要的外来经济支持。

　　但华侨们对此次重庆考察无比失望。在《南侨回忆录》中，陈嘉庚不禁愤怒地斥责：“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国家前途深可忧虑。”一个令陈嘉庚无法接受的事实是，当时他们下榻的嘉陵宾馆号称全重庆最豪华的宾馆，竟是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私人资产。

　　陈嘉庚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五年前的冬天，孔祥熙主持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全国的货币被统一为法币，货币发行权则收归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所有。在这场改革启动两个月后，孔祥熙又匆匆宣布新增第四家印钞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家银行的实际控制者其实正是蒋介石本人，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它们的大量股票也被私人投资者牢牢掌握着。

　　叶永烈作家：

　　法币的诞生，有其进步意义，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当时各个军阀、各个省都搞一套自己的货币，那是非常混乱的，它（法币）毕竟还是统一了中国的货币，从经济上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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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道尽人民币的前世今生。人民币，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触、使用的货币。它穿梭于一个个市场，把商品送往它们该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传递，指引着人们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过它有着怎样的过往？它是怎样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张人民币正式问世，从此开创了中国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后，人民币见证了货币地位缺失的票证时代、谈钱色变的禁锢岁月、人民争相致富的开放时代。人民币就像一面镜子，它明亮地映照着中国的进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的某些缺失。本书以“第一财经频道”纪录片《人民币》为基础，系统性地梳理了人民币的由来、发展轨迹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讲述这种我们最熟悉的货币背后的故事。